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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时名为“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证监基金字[2003]100号文批准于2003年9月30日成立。2008年1月，中国证监会批复（证监许可[2008]6号），同意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AEGON International B.V）受让公司股权并成为公司股东。2008年4月9日，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变更注册资本等相关手续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亿元，其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1%，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的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9%。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未发现公司独立董事存在不良诚信记录。2008年7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证监许可[2008]888号），公司于2008年8月25日完成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相关手续后，公司名称变更为“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1.5亿元人民币，其中两股东出资比例不变。2016年12月28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3月18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以“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经营原则，遵循诚信、规范、稳健的经营方针，倡导严谨、求实、高效的管理作风，以风险控制、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专业、专注、创新的运营方式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提供一流的投资理财服务。目前，公司旗下共管理着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全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全稳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兴全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兴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全祥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兴全恒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恒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合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恒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兴全沪港深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汇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恒祥8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安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兴全合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全汇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中证800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汇虹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合远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恒惠30天持有期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优选平衡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证全球恒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安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证全球积极配置三年封闭运作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LOF）、兴证全球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合衡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兴证全球优选稳健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兴证全球兴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恒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兴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合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恒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安悦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证全球优选积极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兴证全球欣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恒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招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兴晨六个月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品质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恒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恒盛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可持续投资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共六十五只基金。

近年来公司及旗下基金取得的荣誉有：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三年期开放式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七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五年期开放式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七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三年期开放式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获“五年期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获“开放式货币市场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兴全稳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获“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中国证券报》）等。公司也因旗下基金业绩突出，2007年以来十二度荣膺《中国证券报》评选的“年度十大金牛基金公司”称号。

“兴证全球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经证监许可【2012】1760号批准，由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发起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2016年12月30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8000万元人民币。2020年6月，公司名称变更为“兴证全球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公司秉承“成为受人尊敬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愿景，始终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经营原则，遵循诚信、规范、稳健的经营方针，倡导严谨、求实、高效的管理作风，秉承“风险控制、价值投资”为上的投资理念，强调研究创造价值，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追求风险调整后的超额收益。公司依托母公司在权益市场的领先优势，专注于基础资产为股票的相关业务，重点开展权益类主动管理、收益权转让、综合财富管理以及金融机构同业合作等多种业务，以专业、专注、创新的运营方式管理和运用客户委托资产，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投资理财服务。

股东介绍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是《证券法》颁布后首批获准增资扩股的10家证券公司之一。2005年10月，兴业证券被核准为国内首批7家规范类券商之一，2007年8月，获得创新类券商资格。

自1990年创业以来，兴业证券严格遵照“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监管方针，孜孜不倦致力于建设专业化的服务体系、营销体系和管理体系；始终如一坚持“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经营方针，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稳健的经营管理风格，经营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同业前列。2010年10月，兴业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AEGON International B.V）隶属于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全球人寿始创于19世纪中期，集团成立于1983年。全球人寿保险集团目前是一家国际型的寿险、养老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在全球寿险公司中排名前列。

AEGON总部设在荷兰海牙，业务遍布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超过二十五个市场。另外，该集团目前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包括中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等。AEGON已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股票交易所上市。AEGON在2018年世界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39位。

公司实际控制人、最终权益持有人为福建省财政厅。公司股权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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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知名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 - 知乎

全球最知名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 - 知乎首发于金融小顽童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全球最知名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eric证券投资顾问，理财规划师1.贝莱德基金公司（Black Rock）贝莱德基金公司又称黑岩集团，并不是大家听过的黑石。Blackrock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第一大基金公司，以共同基金为主。贝莱德公司在1988年成立，总部在美国，分布涉及全球，目前为上市公司。贝莱德通过兼并和收购，迅速壮大，其中关键两步包括，和美林证券的投资管理部门合并，以及收购了巴克莱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目前贝莱德公司旗下拥有超过300只共同基金，其中有很多均为世界著名和高评级基金，总管理资产高达3万亿美圆，目前为美联储Fed的投资顾问。 2.富达基金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 Group）创办于1946年，未上市，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直到贝莱德快速收购完成之后。目前富达公司分成两个主要投资集团，分别主要在欧洲和美国投资。富达最出名的基金为富达麦哲伦基金，彼得·林奇掌管其十三年里，年平均收益率为29%，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涨幅平均只为14%。巴菲特在其45年的投资中，复合投资回报为20%，其中Fidelity Magellan Fund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6.3%。 3.施罗德基金公司（Schroders group）这是家非常老牌的基金公司，成立在1804年。之前一度长期为世界最大上市基金公司。在香港，该基金公司被称为宝源基金，在中国，和交通银行合作成立了交银施罗德基金。施罗德基金公司品种很多，在国内也可以说是第2大主要品牌，涉及债券，股票，商品期货等诸多方面投资。有些国内外资银行就是以施罗德基金公司产品为主。 4.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公司（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公司于1947年由鲁伯特·强生先生于纽约创立，极富传奇色彩，曾经一度为世界最大上市基金公司，目前为亚洲区最大的基金投资者之一。该公司，更有被誉为新兴市场教父的麦朴斯博士（Mark Mobius）作为新兴市场投资的管理人，1996年他与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并列《纽约时报》”全球十大基金经理”，可以说投资新兴市场首选投资管理人，非他莫数。 5.霸菱（Barings）霸菱为全球投资巨头之一，成立在1762年，历史悠久，为英国历史上主要投资管理公司。这家公司目前国内引入产品不多，但是最有名气的就是霸菱中国香港基金，这是一只成立27年的著名基金，以香港为主，一直以来都是香港表现最佳的基金，以至于该基金成为香港本地人的最爱。目前该基金也引入国内。 6.联博（Alliance Bernstein）联博资产管理公司，为美国最大公开上市的资产管理公司，美国五十州的州政府当中，有高达四十三家的州政府委托联博为其管理资产。联博资产管理公司拥有国际化，且完整的股票及债券管理经验，旗下基金绩效领先同业，并屡获多项国际大奖肯定，2002年与2001年亦连续获颁标准普尔及国内智富杂志合颁之”最佳基金团队奖”。 7.首域（the First）首域基金为澳洲联邦银行旗下CFS GAM管理公司，主要是在香港地区。首域基金有两只非常有名的基金，分别是首域亚洲增长基金，和首域中国增长基金，代表了世界第一流的亚洲区和中华概念投资实力。两只基金均多次获得同一组别，晨星，理柏的最高评级和金奖，可以说和霸菱香港一样，是香港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基金。这两只都引入了中国。 8.百达（日内瓦银行，The Pictet Group）百达基金公司为百达集团下属，属于瑞士的投资机构。目前在国内该基金公司引进并不多，主要包括一些特别的行业基金，例如百达医药，百达生物科技，百达保安等等。 9.亨德森（Henderson Group plc）由全球顶尖研究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组成的投资管理团体，注重风险管理，确保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架构符合投资者的要求，1998年3月被AMP购并，被并入AMP于英国与澳洲之资产管理事业群，改名为Henderson GlobalInvestors，2003年12月， AMP于英国与澳洲之资产管理事业群由公司总管理分离出来，Henderson成为HHG PLC(新成立之英国控股公司，于伦敦与雪梨交易所均有挂牌)之一部份。 10.百利达（Parvest）在卢森堡注册的旗舰基金百利达基金（Parvest）是领先的伞式基金之一，设有70多支子基金可供选择，涵盖全球市场和资产类别。资产管理业务整体表现卓越，荣获惠誉第二最高评级AM2+。后续会逐步把这些知名的基金公司分别做详细的介绍。发布于 2019-12-23 11:12贝莱德（BlackRock）基金管理对冲基金赞同 699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金融

全球基金：为打赢与传染病的持久战而创新 - 知乎

全球基金：为打赢与传染病的持久战而创新 - 知乎首发于中非健康与发展合作101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全球基金：为打赢与传染病的持久战而创新Diinsider本文字数：5998字阅读时间：13分钟引言：2020年COVID-19席卷全球，多种传染病的治疗项目面临中断的风险，疫情期间伺机蔓延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威胁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基于此，全球基金调整投资计划，投入共计10亿美元应对疫情，为最脆弱社区和国家提供支持，以创新性的方法守护全球卫生安全。21世纪初，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一度势不可挡，像死神一样肆无忌惮地夺走人类的生命。艾滋病曾经是全球性大流行的传染病，自1981年被发现以来已导致3,200万人死亡，摧毁了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无数脆弱的社区；全世界约一半人口面临感染疟疾的风险，每年感染人口高达3.5亿至5亿人次，非洲区域疟疾病例占全球总数的92%；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结核病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全球结核潜伏感染人群约17亿，95%以上的病例和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是当今世界十大死因之一。由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覆盖范围广、危害程度严重，抗击这三种传染病被列入千年发展目标第6条，该目标制定于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基于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对这三种传染病的重视，全球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简称“全球基金”）应运而生。自2002年成立以来，全球基金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已挽救了3,200万人的生命。数以百万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死于疟疾的人大多数是幼儿，借助病媒控制（即药浸蚊帐和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等方法，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新的诊疗系统为结核病患者提供更快的检测和治疗。然而，抗击传染病的战役仍在继续。在非洲南部，青春期女孩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非常严峻。耐多药结核病已成为潜在的灾难性威胁。如果不继续扩大预防和治疗规模，对抗传染病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功亏一篑。2020年COVID-19席卷全球，多种传染病的治疗项目面临中断的困境，疫情期间伺机蔓延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威胁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人类与传染病对抗的过程不仅是与死神赛跑的“极速竞赛”，也是一场难以看到终点的“马拉松”。全球基金在这场“马拉松”中扮演着领跑者角色，带领全世界的人们投入到这场长久的战役。图源：全球基金搭建合作平台凝结全球智慧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倡议和推动下，全球基金于2002年成立，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是全球医药卫生领域的国际性援助机构。由几十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共同建立，旨在募集、管理和投资来自全球的资金，应对世界上三种最致命的传染病。公私合作是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某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建设或运营中相互合作的一种模式。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共担融资风险和责任、共享收益。全球基金诞生的灵感源于基层社区与全球领导者密切交流的需要。机构建立的设想，最初来源于2000年日本冲绳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该设想在2001年4月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以及当年6月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继续深化讨论并得到认可。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都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但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领导者和决策者的引领，还需要基层工作者为患者提供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基金的主要投资地区（图源：全球基金）200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上，各成员国承诺为“一个对抗全球艾滋病的基金提供资金支持”，该基金将以预防、护理、治疗的综合方式应对艾滋病。该决议使全球基金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较早的大规模公私合作的卫生组织却不具有此等条件。全球基金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扩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规模的同时降低艾滋病药品的价格。全球基金的合作伙伴包括政府、多边机构、双边合作伙伴、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团体，和传染病患者，全球基金汇集了全世界的资源，采用战略性投资的方法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种传染病。全球基金的伙伴关系模型针对当前全球卫生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创新解决方案。各国自主确定在哪些地方以及采用哪种方法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的运作模式01全球基金负责筹集资金全球基金筹集的资金93％来自捐助国政府，而7％来自私营部门、私营基金会和创新性融资计划。全球基金是支持可持续发展卫生健康系统的最大多边捐款者，所筹集的资金用于支持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本地专家开展相关计划。02国家作出投资的决定国家协调机制设计方案与疾病作斗争。国家协调委员会包括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包括政府、多边或双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私营企业以及感染者。每个国家都针对其政治、文化和传染病背景量身定制应对措施。03全球基金负责审查批准全球基金成立专家小组对该计划进行审查，评估它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成果。小组可以要求更改计划。完成后需提交至全球基金董事会获得批准。04本地专家实施各国专家和合作伙伴使用拨款来完成计划。全球基金持续监测和评估影响。05监督项目执行情况每个国家/地区的基金代理人负责监督拨款资助项目的落实。全球基金监察办公室进行审计和调查。充足的资金保障是一切工作正常运转的根基。全球基金每年投资40多亿美元，以支持由100多个国家的专家实施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计划。全球基金每三年召开一次筹资会议。2019年，全球基金筹集的资金约为140亿美元，这是自成立以来筹集到的最多资金，也是全球多边卫生组织有史以来筹集的最多资金。这笔钱将在未来三年用于挽救1,600万人的生命，目标是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种传染病。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表示：“20年前，当这三种传染病处于顶峰期肆虐时，没有人期望过未来有一天能够汇聚全球力量共同抗击疾病。我们大力支持全球基金挽救人类生命的工作。”（点击了解盖茨先生的愿景）全球基金的发展战略（2017-2022年）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致，愿景是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三（良好健康与福祉）的实现。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效果，建立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卫生系统，保护人权与促进性别平等，筹集调动更多资源。全球基金战略（2017-2022年）具体内容保护贫困群体应对新冠疫情截至2020年4月29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10万人感染，近22万人丧生，一些国家本就脆弱的卫生系统现已不堪重负。新冠肺炎病毒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导致很多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复发。全球每年有近260万人死于这三种传染病，月平均死亡人数为22万，据此粗略估计，自三个月前确定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约有66万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虽然目前尚未得知这三种传染病患者是否比健康的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但据现阶段的临床观察情况，这些患者如果感染上新冠病毒，身体受到的危害比一般人更为严重。与艾滋病等传染病一样，最容易感染新冠肺炎的是最贫穷、最边缘化和最脆弱的人群。在这其中，非洲面临着尤为严峻的挑战。非洲较为薄弱的卫生系统已经难以承受来自其它传染病的负担。随着卫生工作者、资源、注意力被不断转移，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阻碍非洲各国在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方面的工作。鉴于疟疾、结核病和新冠肺炎的症状可能重叠，因此存在着严重的误诊和信息混乱的风险。疑似患有疟疾的结核病的人们因害怕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而不敢去医院寻求治疗。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影响了医疗卫生用品的供应链。鉴于几乎所有医疗卫生用品的加工成分都来自中国，所以药品和医疗器械无法及时供应到世界各地。这使得全球基金不能完全按照其原计划推进工作——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预防和治疗方案无法如期推进。全球基金执行董事Peter Sands表示，“对于此次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既要遏制新冠病毒的扩散，也要协同推进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相关的项目。”2020年3月4日，全球基金临时批准5亿美元资金应对疫情，并允许各国可利用现有赠款中高达5%的部分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鼓励受资助的各国以灵活务实的方式重新规划现有赠款的使用方式，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卫生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各国将全球基金提供的部分资金用于防疫工作，同时需要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的冲击；各国对资金的重新规划必须得到全球基金的批准。针对当前医疗卫生用品供应链出现的问题，全球基金要求物资采购方比原计划提前30天下订单，能够更灵活地应对交付产品时可能出现的任何干扰。2020年4月9日，全球基金在此基础上又批准了5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共计投入10亿美元。此外，全球基金重视已有卫生设施的重新利用。医疗供应链、实验室、社区卫生工作者和疾病监测——这些为了战胜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疾病所建立的医疗基础设施是应对新疫情所必需的。截至2020年4月20日，全球已有61个国家使用全球基金提供的资金来应对COVID-19“大流行”，这些国家包括贝宁、阿富汗、印度、马来西亚、古巴、菲律宾、洪都拉斯等。不同的国家将这笔资金用至各种各样的领域。贝宁购买了15,000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同时将本用于检测结核病的GeneXpert重新利用来检测COVID-19。阿富汗正在加强其对COVID-19的诊断能力，并通过增加检测设施、购买检测包和杀菌剂来减轻疫情对疟疾项目的影响。印度正在购买医疗设备，并加强其实验室的检测能力，以抗击结核病和COVID-19。马来西亚正在采购面具、手套和其他防护设备，同时支持向性工作者、跨性别者和男同性恋者等重点人群提供艾滋病预防、治疗服务的卫生工作者。古巴正在区域实验室加强对COVID-19的分子诊断，购买手套、面罩、口罩和隔离服，以及减轻COVID-19对艾滋病项目的影响。菲律宾正在为卫生工作者购买个人防护装备以抗击结核病和COVID-19。洪都拉斯购买了25000个手术口罩和5000个N95口罩，并使用了4个呼吸器和一个移动X射线机，以此来减轻COVID-19对疟疾项目的影响。全球基金提供的应急资金覆盖的国家（图源：全球基金）此外，全球基金建议各国在世卫组织的指导下迅速采取相应举措，如隔离疑似患者、为患者治疗、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护、疫情区数据监测、供应链协调、医疗物资库存补给、医疗废弃物管理等。此外，全球基金继续与国际、国家和区域不同级别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传染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世界银行，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包括调动的相关机构的资源，确保重要医疗物资的供应以及加快药物、疗法的研发。抗击三种传染病进展与挑战并存全球基金应对COVID-19“大流行”时，在提供应急资金、调动资源和全球合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这是过去18年抗击传染病工作所打下的基础。全球基金执行董事Peter Sands表示：“对于此次疫情，我们非常清楚生命和社区所面临的威胁。艾滋病一度是摧残人类的‘大流行’，全球基金创立的使命正是帮助人类应对此类灾难。” 全球基金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三（良好的健康与福祉），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工作取得了进展，但由于疾病传播特性和防治薄弱环节，这三种传染病的应对工作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自2005年以来，艾滋病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2010-2018年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截至2019年6月，全球有2,450万人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全球基金支持的国家中，2018年有1,89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然而，2018年全球有170万新感染病例，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2,570万）处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性别和人权障碍使得医疗服务难以为继。鉴于性别不平等引起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全球基金为13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100万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筹集了1.4亿美元资金，以减少新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暴力和意外怀孕的各类项目。抗逆转录病毒(antiretroviral，ARV) 药物通过在各个阶段干扰HIV进攻T淋巴细胞、阻止病毒的复制而起效。目前对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常采用“鸡尾酒疗法”，即通过3种或3种以上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复制，减少病毒耐药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命周期以及生活质量，使艾滋病从绝症转变成可控的、需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图源：UNAIDS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球对抗结核病的努力拯救了约5,400万条生命，使结核病死亡率下降42%。截至2020年1月，全球基金为结核病项目（包括结核病与艾滋病双重感染项目）投资95亿美元，在所有与结核病相关的国际筹资中占比69％，是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耐药性应对行动的最大外部资金来源。2018年，在全球基金所投资的国家/地区有530万结核病患者得到了治疗。在2000年至2018年之间，感染艾滋病人群因结核病而死亡的人数下降了60％，死亡率下降了68％。当今治疗结核病的难点在于病菌具有耐药性。当抗结核病药物得不到正确使用时，病菌会对药物产生抵抗性，意味着更少的治疗方案和更高的死亡率。在全球基金支持下，2018年接受耐药性结核病治疗的人数超过11万，与十年前相比有了显著增长。然而，当前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威胁仍然存在，每年大约有30％-40％的结核病例被遗漏。遗漏的原因是有些人难以获得结核病检测或治疗服务。如果数以百万的人患有结核病且未经治疗，继续感染其他人，那么结核病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流行。抗击疟疾的斗争是21世纪最大的公共健康卫生成就之一。自2000年以来，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0%。全球基金提供了所有国际疟疾筹资的65％，截至2019年12月，它在疟疾控制计划上投资125余亿美元。全球基金大幅提高了经长效杀虫剂处理后的蚊帐的使用，这是减少疟疾发病率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受疟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全球基金正在资助季节性预防运动，即为幼儿提供经济且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将疟疾发生率减少50%以上。虽然全球抗疟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当今世界抗击疟疾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疟疾负担最重的非洲，杀虫剂抗性正在逐渐增强；湄公河地区的疟疾的耐药性也正在增加；气候变化、移民和政局动荡加速了疟疾的传染，影响了医疗服务供给；当前许多市场上存在治疟疾的假冒伪劣药品。全球基金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在2018年期间取得的成果。以上进度图根据世卫组织和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数据制成。（图源：《全球基金2019年成果概览》）全球每年有26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在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下，这三种传染病的防治项目面临中断的风险，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将更多。以疟疾为例，根据2020年4月23日世卫组织发出的警告，COVID-19可能导致非洲疟疾致死人数翻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多达769,000人。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不对既有传染病采取防治措施，疫情期间既有传染病（如疟疾）的死亡人数可能与疫情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一样多。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获得医疗服务的人数减少了50％，间接提高了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死亡率，几内亚因这三种疾病死亡的人数增加了6,269（2,564-12,407之间），利比里亚增加了1,535（522-28,780之间），塞拉利昂增加了2,819（844-4,844之间）。如果各国的精力、物资全部投入于当前疫情而忽视其它传染病防治工作，导致多种疾病同时大规模传播，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应对疫情的同时推进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相关的项目，对当前全球卫生事业而言尤为必要。无论是COVID-19，还是艾滋病等传染病，战胜疾病不单单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还需采取变革性的创新方法，实现全球资源和智慧的充分联结，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包容、灵活、可持续的医疗卫生系统。全球基金近2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人类与疾病之间进行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投入这场战役还需秉持恒心，为人类生命健康的共同福祉不断努力。本文为Diinsider“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内容之一参考资料：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aria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hiv-aidshttps://www.who.int/zh/news-room/campaigns/world-tb-day/world-tb-day-2019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4109X19304243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673610618971https://www.sohu.com/a/321444990_120060704https://news.un.org/zh/story/2016/04/255882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https://ppp.worldbank.org/public-private-partnership/overview/what-are-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https://www.msn.com/en-xl/news/other/impact-of-covid-19-on-anti-malaria-fight-morning-call/ar-BB1398Wmhttps://www.who.int/topics/millennium_development_goals/diseases/zh/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66886/发布于 2020-05-06 16:19流行病传染病预防传染病赞同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中非健康与发展合作

全球环境基金_百度百科

基金_百度百科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全球环境基金播报讨论上传视频实验项目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审核。全球环境基金（GEF）是世界银行1990年创建的实验项目，目的是支持环境友好工程。是一个由183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国际合作机构，其宗旨是与国际机构、社会团体及私营部门合作，协力解决环境问题。自1991年以来，全球环境基金已为165个发展中国家的3690个项目提供了125亿美元的赠款并撬动了580亿美元的联合融资。23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资金支持相关项目和规划实施过程中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际水域、土地退化、化学品和废弃物有关的环境保护活动。 [1]中文名全球环境基金简称GEF成立时间1991年10月组成183个国家和地区目录1全球环境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的历史▪GEF托管基金▪GEF增资▪GEF组织构架与利益相关方2重点领域▪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化学品▪国际水域▪土地退化▪可持续森林管理▪臭氧层损耗全球环境基金播报编辑全球环境基金的历史全球环境基金成立于1991年10月，最初是世界银行的一项支持全球环境保护和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10亿美元试点项目。全球环境基金的任务是为弥补将一个具有国家效益的项目转变为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过程中产生的“增量”或附加成本提供新的和额外赠款和优惠资助。 [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是全球环境基金计划的最初执行机构。在1994年里约峰会期间，全球环境基金进行了重组，与世界银行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常设机构。将全球环境基金改为独立机构的决定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和项目实施的力度。然而，自1994年以来，世界银行一直是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的托管机构，并为其提供管理服务。作为重组的一部分，全球环境基金受托成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与《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维也纳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的多边基金互为补充，为俄罗斯联邦及东欧和中亚的一些国家的项目提供资助，使其逐步淘汰对臭氧层损耗化学物质的使用。随后，全球环境基金又被选定为另外三个国际公约的资金机制。它们分别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03）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2013）。 [1]GEF托管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管理着不同的信托基金，它们分别是：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GEF）、最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LDCF）、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和名古屋议定书执行基金（NPIF）。全球环境基金还临时性承担适应基金秘书处的工作。 [1]全球环境基金(GEF)信托基金信托基金根据捐资承诺每4年增资一次。捐资承诺也是每4年一个周期。基金可用于增资讨论会上确定的全球环境基金重点资助领域的各项活动。在前五个增资期内，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收到的捐资总额为152.25亿美元。第六个增资期（2014年7月-2018年6月）获得捐资承诺44.33亿美元。资金来源：自成立以来，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共接收了来自39个捐资国的资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信托基金目的：支持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适应和技术转让，支持水资源管理、土地管理、农业、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山地生态系统在内的脆弱生态系统及沿海地区综合管理领域的中、短期适应行动。ESTd 2001定义: 资助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行动、项目和措施的自愿信托基金，为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重点领域资金资助的项目以及双边和多边资金资助的项目进行资金补充。 [1]基金来源：已有15个国家做出捐资承诺。最不发达国家(LDCF)信托基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建立的信托基金，旨在解决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51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求。最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用于降低事关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与生计的部门和资源的脆弱性，如：水、农业和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疾病风险管理与预防，基础设施，脆弱的生态系统等。负责为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s)提供融资。国家适应行动计划利用现有信息确定国家适应行动的重点。最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是强制性用于资助国家适应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的唯一现有基金。基金来源：已有25个国家做出捐资承诺。名古屋议定书执行基金目标：向已经签署、准备签署和准备批准《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名古屋议定书》）的国家提供支持，以加速《议定书》的批准和实施。该信托基金为制定和实施涉及特别是私人部门的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ABS）协议提供支持。 [1]ESTd 2001定义：一项可获得多国政府和私营部门捐资的多捐助者信托基金，用于鼓励有兴趣探索遗传资源经济潜力的私营实体参与基金资助，加快适当技术的转让。通过实施这类项目，相关国家应该总结更多有助于了解自身能力以及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需求的信息，重点在影响遗传资源的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方面。基金来源：日本、瑞士、法国和英国已承诺向名古屋议定书执行基金捐资1485万美元。适应信托基金建立适应基金的目的是资助那些加入了《京都议定书》并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适应项目和适应计划。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减排项目可以获得认证减排（CER）信用，这种信用可以由工业化国家进行交易和销售，以部分实现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目标。适应基金融资主要来源于认证减排信用的销售。信用交易的收益额相当于每年向清洁发展项目发放的认证减排信用价值的2%。该基金还接收来自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个体的捐资。适应基金由适应基金董事会负责监督和管理。GEF增资全球环境基金每4年增资一次。届时，希望向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捐款的国家（称“增资参加方”）按照“全球环境基金增资程序”做出捐资承诺。增资期间的谈判会议上，经增资方的讨论就有待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改革方案、资源规划指导文件（规划指导文件）、增资期内全球环境基金向受援国提供资金的额度达成一致。作为增资程序的一部分，增资参加方要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总体业绩评估》- 即对全球环境基金在上一个增资期内的运作情况所做的独立评估进行审查。自1994年重组以来，全球环境基金已进行了5次增资：第一增资期（GEF-1，1994-1998）增资20亿美元；第二增资期（GEF-2，1998-2002）增资27.5亿美元；第三增资期（GEF-3，2002-2006）增资30亿美元；第四增资期（GEF-4，2006-2010）增资31.3亿美元；第五增资期（GEF-5，2010-2014）增资43.4亿美元。第六增资期（GEF-6）规划提出了两种方案：（1）42.5亿美元，维持第五增资期增资水平；（2）48.9亿美元，在第五期的水平上增加15%。 [1]在2014年4月举行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研究第六增资期增资事宜的会议上，增资方同意将增资额度最后确定为44.33亿美元。表1列出了已经达成一致的第六增资期规划目标。GEF组织构架与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不论是来自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也不论是来自赢利部门还是非赢利部门，都以适当的方式共同参与项目概念与目标的设定、选址、活动的设计与实施、项目的监控和评估。对于影响当地民众特别是项目所在地或其周围受影响民众（如原居民社区、妇女和贫困家庭）的收入和生计的项目，有必要制定项目实施全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发展战略。《重组后全球环境基金通则》（或《通则》）阐明了向公众发布信息、接受公众咨询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必要性。根据《通则》基本条款的规定，所有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应“在整个项目实施周期内全面披露非机密信息，并与主要组织和当地社区进行磋商，让他们适当参与”。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与实施机构协商制定项目实施周期内共同遵守的指导原则，确保理事会制定的运营政策得到执行。这些指导原则应涉及从项目确定到项目开发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对项目和实施方案的充分而适当的审查，与当地社区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协商，当地社区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实施机构还要有自己的与上述规定相一致的政策、指南和程序。 [1]全球环境基金成员国大会成员国大会是全球环境基金的管理机构，由全体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每三到四年举行一次会议，其职能是审议全球环境基金的总体政策、评估基金运作情况、审定基金成员资格。成员国大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对《全球环境基金通则》的修订建议。《通则》是成立全球环境基金和制定基金运作规则的指导性文件。所有成员国的部长和政府高级代表出席成员国大会会议。成员国大会会议包括全体会议、高级别分组会议、成果展览、附带活动、项目实地考查等内容。会议期间，著名环保人士、国会议员、工商界领导人、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将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其它国际发展目标讨论全球性环境挑战。 [1]公约全球环境基金作为5个国际性公约的“资金机制”，资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环境公约确定的目标。全球环境基金还向多个联合国机构行动计划提供支持，如：巴巴多斯行动计划、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GPA）、联合国粮农组织捕鱼行为守则。以全球环境基金为资金机制的公约为全球环境基金的两个管理机构提供了广义的战略性指导原则。这两个机构分别是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和全球环境基金成员国大会。理事会将这种广义的指导原则转变为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运作准则（指南）。《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全球环境基金被指定为运作《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的实体。在资金使用的政策、战略、项目重点及资格标准等方面，全球环境基金接受《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指导。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每次例会上，全球环境基金都要提交一份关于其生物多样性活动的报告。根据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的约定，《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定期更新有关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发展情况。《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全球环境基金之间的关系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管理（III/8号决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不同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它们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不良后果的能力大不相同。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京都议定书》附件II所列缔约方中的发达国家）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履行公约义务。为促进公约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定全球环境基金为资金机制，需每4年审议一次。该资金机制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负责。缔约大会根据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确定气候变化应对政策、项目重点和接受资助的资格标准。除了为全球环境基金提供指导之外，《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还设立了3项特别基金：由《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并由全球环境基金管理的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以及由《京都议定书》确定并由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秘书处服务的适应基金（AF）。《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之间的关系由缔约方会议第12/ CP.2和12/CP.3号决定核准的谅解备忘录确定。《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十四条根据该公约第十三条关于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提供额外资助以使其能够履行该公约的规定，委托全球环境基金充当公约资金机制运作实体。《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公约》随后的每次缔约方会议都为这一资金运作机制提供指导。在《斯德哥尔摩》缔约方大会的每次例会上，全球环境基金都要提交一份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情况的报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2003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接受全球环境基金为该公约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调拨的资金用于支持旨在解决荒漠化和森林采伐问题的各项活动。《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全球环境基金已经承担起为减少和消除汞污染的项目和计划筹集和发放捐款的任务。全球环境基金向《水俣公约》下的许多活动提供支持。这些活动包括为减少和消除汞污染而进行的清单调查、计划实施、技术投资等。《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环境基金尽管没有与《蒙特利尔议定书》正式挂钩，但也为经济转型国家执行该议定书提供支持。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已经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秘书处和执行该议定书的多边基金秘书处交换了表述合作和协调领域的信件。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定期参加《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及其它附属机构的会议，向缔约方通报其所开展的相关工作。《蒙特利尔议定书》秘书处执行秘书定期向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和秘书处通报议定书的最新落实情况。关于国际水域和跨界水系的多边协议全球环境基金还与许多有关国际水域或跨界水系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协议有关联。比如，全球环境基金帮助在下列条约、公约或协议中承担了义务的受援国处理国际水域问题。l 《全球船舶压载水条约》l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l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MARPOL）l 《联合国关于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回游鱼类种群的协定》全球环境基金还支持多项联合国机构行动计划，如巴巴多斯行动计划、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捕鱼行为守则等。不过，全球环境基金更多的是支持和帮助一些地区性公约的谈判，如：《巴塞罗纳公约》、《喀他赫纳公约》、《布加勒斯特公约》、《多瑙河公约》等。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理事会是管理全球环境基金的理事委员会，负责制定、通过和评估基金资助活动的政策和规划。理事会由分别代表代表32个选区的32位理事组成—— 16位来自发展中国家，14位来自发达国家，2位来自经济转型国家。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的任务包括：随时对基金运作情况进行审议；对政策、规划、运作战略和项目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估；审议并通过工作方案；指导资金的使用；审议资金的可获得性；充当主要环境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联络员。理事会会议每年举行两次，会期两到三天。会议的任务是根据《通则》的要求并在成员国大会的指导下制定、通过和评估全球环境基金活动方案。理事会的决定一般都在开会期间达成共识，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信件达成共识。独立评估办公室独立评估办公室的任务是通过认真、独立而又同心协力的监测和评估，提高全球性环境效益。全球环境基金独立评估办公室的核心作用是确保全球环境基金内部的独立评估功能，提出监测和评估的最低要求，对计划和项目的水平监测评估(M&E)系统进行质量监督，在全球环境基金内部分享评估结果。独立评估办公室自身负责实施的评估是涉及一个以上实施机构或执行机构多个项目的独立评估。这种评估通常是战略层次、重点领域、涉及制度或交叉主题的评估。全球环境基金独立评估办公室支持评估信息分享，并鼓励提出评估建议。独立评估办公室与秘书处以及执行和实施机构合作，建立监测/评估活动经验教训宣传交流系统，并向全球环境基金信息库提供独立的评估证据。全球环境基金受托人世界银行是全球环境基金的受托人。作为全球环境基金的受托人，世界银行向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承担信托责任。世界银行根据《全球环境基金通则》的相关规定和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的决定，负责管理GEF信托基金。受托人负责调配基金资源并管理基金，包括吸收流动资产投资、向执行机构支付资金、准备有关投资和基金资源使用的财务报告。GEF机构全球环境基金的执行机构和实施机构负责提出项目建议，并管理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实施。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和实施机构在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实际管理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帮助有资格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发、实施和管理全球环境基金项目。通过与这些机构的协作，全球环境基金的项目投资总额快速增长，已经实现了针对发展中国家、东欧和俄罗斯联邦的多样化服务。另外，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也使各机构加大了使全球环境关注主流化并将其纳入自己内部政策、计划和项目的努力。根据要求，全球环境基金执行和实施机构应该重点介入那些可以发挥他们各自相对优势的项目。在介入包含某一机构所缺乏或属于该机构薄弱环节的专业和经验的综合性项目时，该机构应该与其它机构合作，建立互补关系，以便管理好项目的各个方面。下面是当前正在运作中的全球环境基金执行和实施机构以及他们的相对优势：l 亚洲开发银行（ADB）。对全球环境基金来说，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对优势包括其在亚洲的国家级和多国家级别的投资项目，以及将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融合到项目之中的能力。亚洲开发银行在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适应气候变化、包括水管理和可持续土地管理在内的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经验丰富。l 非洲开发银行（AFDB）。对全球环境基金来说，非洲开发银行的相对优势在于它作为一个地区性开发银行的能力。不过，非洲开发银行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方面还处于初始阶段，其环境政策最近才获得批准，还在走向落实的过程中。非洲开发银行主要为全球环境基金在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适应、可再生能源、高能效等方面）、土地退化（森林采伐、荒漠化等方面）和国际水域（水管理和捕鱼等方面）这几个重点领域的环境项目建立跟踪档案。。l 保护国际（CI）。保护国际在全球范围内与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合作，共同为实现改善人类福利的最终目标而努力，尤其关注大自然向人类提供的基本服务。作为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实施机构，保护国际充分利用其在金融创新和打造基于社区的解决方案方面的科研成果和经验，依靠其建立法人合作关系、多边合作关系、公民社会合作关系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的网络，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适应与缓解、土地退化和国际水域等重点领域实施有效的创新型项目。l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对全球环境基金来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相对优势在于：在市场开发和转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跟踪记录；在东欧、中欧和中亚国家实施私营部门（包括中、小型企业）和市政部门的国家级和地区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提高能源效率、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水管理等领域。l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全球环境基金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对优势在于它在渔业、林业、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能可持续利用、生物安全、自然景观可持续开发和病虫害综合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l 泛美开发银行（IADB）。泛美开发银行的相对优势包括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开展的国家和地区级投资项目。泛美开发银行为全球环境基金在以下重点领域开展的活动提供资助：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海洋资源、森林生物技术）、气候变化（包括生物燃料）、国际水域（流域管理）、土地退化（侵蚀防治）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病虫害管理）。l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相对优势在于它所开展的与土地退化、农村可持续发展、综合土地管理有关的工作，以及它在执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的作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应对土地边缘化、生态系统退化和冲突后局势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l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对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网络，在综合政策制定、人类资源开发、制度建设、非政府和社区参与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各国鼓励和组织实施与全球环境基金授权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一致的活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制定跨国规划方面经验也很丰富。l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环境规划署的相对优势在于其是唯一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负责协调联合国在环境领域工作的联合国机构，其核心业务在环境领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相对实力体现在：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供可作为投资依据的大量相关经验、设想论证材料和最佳可用科学知识。环境规划署还为以全球环境基金为其资金机制的三个多边环境协议（MEA）提供秘书处服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相对优势还包括它可以充当多利益相关方磋商的中间人。l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相对优势是，它可以介入下列领域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工业部门：产业能效、可再生能源服务、水管理、化学物质管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消耗臭氧层物质等）和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中、小型企业（SME），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也有广泛的了解。l 世界银行(WB)。作为在全球范围内诸多部门发挥作用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一，世界银行有着类似于地区性开发银行的相对优势。在以全球环境基金重点领域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和政策改革为重点的投资借贷方面，世界银行有着丰富的经验。l 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WWF-US）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STAP）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作用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为全球环境基金制定战略和规划提供战略性科学技术咨询。咨询小组有6位成员，都是全球环境基金重点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另外还有一个由其他专家组成的专家网络为其提供支持。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有一个秘书处，设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盛顿的地区办事处。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根据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2007年6月规定的职权范围， “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作为全球环境基金的咨询机构，为全球环境基金提供政策、运作战略、计划和项目及实施方案方面客观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技术建议；并管理一个保存机构、网络和科学家信息的数据库，以便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供必要的专家意见和建议。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活动应与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及执行和实施机构的活动协调一致，并按照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批准的流程和程序运作。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应以互补方式与其它相关科学技术机构互动，特别是与下列公约的附属机构互动：《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在全球环境基金未充当公约资金机制的重点领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应就制定科学技术标准问题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供咨询，并为全球环境基金确定资助重点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咨询。在有要求的情况下，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应向跨机构专题组和处理全球环境基金其它事务的机构提供专家科学咨询。根据授权，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应向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的每一次例会报告工作；如果有要求，还需向全球环境基金会成员国大会报告其活动情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秘书处提供办公场所并充当委员会与全球环境基金之间的联络员。联络员全球环境基金国家联络员在与全球环境基金相关的事务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同时也充当国家与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联系人，并在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代表他们所在的选区。全球环境基金联络员分为政策联络员和业务联络员两种，他们的职能各不相同，但是各国对这两种联络员的具体职能有各自的定义。全球环境基金所有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政策联络员，但只有有资格接受全球环境基金项目援助的受援国才有业务联络员。全球环境基金政策联络员主要负责协调与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有关的事务，包括政策、决定，以及成员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和成员国大会之间的关系。全球环境基金业务联络员负责协调与全球环境基金具体活动有关的事务，如审核项目建议，确保它们与国家整体规划和优先安排保持一致，促成国家层面对全球环境基事务的协调、统筹和磋商。政策与战略全球环境基金的政策是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原则或价值的总和，统管或控制为实现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的制度性目标而开展的各种活动。全球环境基金的战略是根据全球环境基金充当其临时资金机制的相关公约精神确定的整体行动指南。政策与程序联合融资2014年5月，为响应GEF6增资政策建议，GEF理事会批准了联合融资政策，适用于由GEF信托基金和名古屋议定书实施基金资金融资的项目（GEF融资项目），而不适用于由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或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资金融资的项目。政策（1）确定了GEF融资项目中联合融资的目的；（2）定义了GEF融资项目中的联合融资；（3）提出了GEF融资项目中联合融资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包括如何监测与评估联合融资。该政策提到GEF与其合作伙伴合作的目的是要使联合融资达到一定的水平，以便将其作为一项工具，用于：(a) 强化GEF实现全球环境效益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并(b) 加强与受援国政府、多边与双边金融实体、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该政策将联合融资定义为“GEF赠款之外的，由GEF伙伴机构自身和/或由其他非GEF来源提供的支持GEF资助项目以实现项目目标的资金。”该政策提到GEF所有全额项目（FSPs）、中型项目（MSPs）和GEF规划性项目均需要联合融资。联合融资对GEF基础活动不是必须的。该政策还提及了GEF机构和GEF秘书处对项目审查、批准和项目监测的要求。环境与社会保障本政策阐述了GEF在其融资活动中采用的社会与环境保障原则，并罗列了所有GEF伙伴机构为实施GEF资助的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标准与最低要求。GEF性别主流化政策GEF性别主流化政策体现了全球环境基金的承诺，将提升GEF及其伙伴机构通过GEF业务促进性别平等这一目标的完成水平。该政策呼吁GEF及其伙伴机构将性别问题主流化入GEF业务中，包括在各项干预活动中恰当分析和解决GEF项目中女性与男性的特别需求与角色问题。该政策包括数项要求：GEF伙伴机构应该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战略或行动计划；各机构系统或机构政策需要满足性别主流化最低标准；各机构需要将GEF的性别主流化企业指南纳入机构项目建议书之中。GEF环境效益GEF的投资须为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减缓、国际水域、土地退化、臭氧层损耗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些重点领域带来环境效益。这些效益对各重点领域均非常具体，详见下列内容。Ø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全球环境效益包括：l 保护具全球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l 可持续利用具全球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以及l 公平、平等分享遗传资源利用的惠益，包括恰当获得遗传资源。Ø 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减缓重点领域内的全球环境效益是可持续地减缓蒙特利尔议定书中未包括的大气中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GHG）的浓度，特别是包括：l 以公吨二氧化碳当量计的温室气体的减排；l 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减少化石能源资源利用；l 提高一次能源生产、加工、和输送以及终端利用环节最终能源消费的效率；l 通过技术转让、市场转型和基础活动促进低碳发展；l 增加碳汇；以及l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对土地利用（包括泥炭地）、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进行可持续的管理之下加强碳汇。Ø 土地退化土地退化重点领域，特别是应对荒漠化和森林退化问题方面的全球环境效益包括：l 改善农业生态系统和森林系统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情况；l 减缓/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产用土地的碳汇；l 减少农业生态系统和森林系统面对气候变化和其他人为诱发影响时的脆弱性；l 保护并可持续利用生产用地的生物多样性；以及l 减少国际水域污染和淤积。Ø 国际水域国际水域重点领域内的全球环境效益包括：l 多国合作以减少国际水域面临的威胁；l 减少国际水域富营养化和其他陆基压力造成的污染负荷；l 恢复并维持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包括具全球相关性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以及吸收碳以减少全球变暖的能力；以及l 通过促进多国合作以平衡各行业地表地下水的利用、减少面临气候多变性和与气候相关风险时的脆弱性、增加生态系统韧性Ø 损耗臭氧层物质（ODS）臭氧层损耗对人类、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本重点领域内的目的是通过全球范围内淘汰损耗臭氧层物质以保护臭氧层。本重点领域项目公认的全球环境效益包括：l 通过预防ODS的排放，保护人类免受癌症、白内障和免疫系统破坏疾病；l 减少ODS对环境的风险，如对水生态系统、陆地植物的风险和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以及l 通过淘汰HCFCs，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与产品。Ø 持久性有机污染（POP）POP暴露可导致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如：出生婴儿缺陷、癌症和免疫以及生殖系统紊乱，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因此，减少POPs可以带来全球环境效益，如：l 通过减少和消除POPs的生产、使用和排放，减少POP对人体健康与环境的风险；以及l 保护生态系统及其产品和服务，包括生物多样性免受POP的影响。Ø 可持续森林管理/RED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提出的关于保护、可持续利用和管理森林重要性问题带来的全球环境效益包括：l 减少森林损失与森林退化；l 维持森林的环境服务和产品；以及l 强化地方社区和依赖森林谋生人群的可持续生计。管理文件GEF政策文件是全球环境基金的基础管理文件，明确了GEF的管理组织 – GEF大会和GEF理事会 – 并建立了三个GEF核心实体 – GEF秘书处、GEF托管人、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STAP）。文件还确定了三个机构作为GEF的执行机构 – 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3年GEF理事会做出决议，决定成立GEF评估办公室，并通过了该办公室的工作大纲。评估办公室主任独立开展工作，并直接向GEF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增量成本GEF为将具有国家效益的项目转型为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提供相关的“增量”或额外成本。如：选择太阳能技术替代煤炭或柴油可达到同样的国家发展目标（发电），但是成本更高。GEF赠款可以覆盖成本更低但是更为污染的方案与成本更高但是更为环境友好的方案之间的差额或“增量”。确定增量成本的方法包括五个步骤，包括：：确定环境问题、威胁或障碍，以及“常规”情景（或：如果GEF不参与，会发生什么情况？）；识别全球环境效益（GEB）并与GEF重点领域战略所确定的GEF重点领域和主题中的优先领域相匹配；制定干预活动的结果框架；提出增量原因和GEF的作用；以及对联合融资作用进行磋商。项目周期项目周期描述一个项目从开始至结束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及其顺序从而实现项目目的。各机构的周期各不相同，但是基本内容非常相似。项目周期可以使一个机构跟踪开发、实施和评估项目的行动，并形成新的项目。其目的在于通过在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确保考虑所有相关问题和条件，从而改进项目管理。什么是GEF的项目周期？GEF项目批准周期确定了一个项目为获得GEF的批准及接受资金分配和/或承诺必须经历的阶段。项目周期中有四个地方GEF秘书处和/或GEF理事会发挥作用，审查并做出提供项目资金的决定。2010年提交给GEF理事会的信息文件“GEF项目和规划方案周期”中罗列了目前管理GEF项目周期和规划方案的政策与程序。修订后的项目周期旨在进一步使批准程序合理化。修订后的项目周期的主要内容包括：l 一旦获得首席执行官对FSP项目或MSP项目的批准，最终项目文件将在GEF网站刊出。l MSP的批准有下列两条途径：n 单步批准：各机构提交MSP最终项目文件供首席执行官批准，之后，各机构按照其内部批准程序开始实施项目；n 双步批准：如果准备MSP项目时需要PPG，则应与PPG申请一并提交一份PIF，寻求首席执行官批准PIF和PPG；项目最终准备完善时，各机构提交最终MSP项目文件，供首席执行官批准，之后，各机构按照其内部批准程序开始实施项目。l FSP项目准备的目标时间为18个月，自理事会批准工作方案之日起开始计算至首席执行官批准FSP的最终项目文件止。l 需要PPG的MSP的准备时间是12个月，自首席执行官批准带PPG的PIF之日起至首席执行官批准MSP的最终项目文件之日止。l 为提供进一步的透明度，工作方案中PIF的所有项目审查表单均与PIF文件和STAP筛选报告一并刊载在网站上。规划型项目（PAs）项目框架文件之批准将遵循不同的程序，依提交PAs的GEF机构类别而定。规划型项目的两种类别为：第一类是所有GEF执行机构项目，第二类是具有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的执行机构的项目公众参与公众参与GEF资助项目的政策在1996年4月获得GEF理事会的批准。GEF批准了以下原则，作为GEF资助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公共参与的基础。理事会强调在适用这些原则时，应重视地方层面的参与和地方利益相关方；应考虑具体国情；公共参与应与设立重组GEF文件条款一致。资金透明分配系统（STAR）STAR是资金透明分配系统的缩写，这是GEF第五增资期(GEF-5)设立的资金分配系统。在STAR之下，基于反应国家层面实现全球环境效益的国家绩效和国家潜力的透明指标，GEF将指示性资金分配给合格的国家。在STAR内基于各国的人均GDP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数中，额外增加了一个新的联合创新指数。引入这一指数是要解决更为贫困的国家需要更多的资金建设开发和实施GEF项目并发挥其全球环境效益能力的问题。在GEF-5中，STAR涵盖了三个重点领域：生物多样性（BD）、气候变化（CC）和土地退化（LD）。在未来的GEF增资期STAR可能覆盖其他重点领域和项目。资源的分配（与STAR相同）监测与评价全球环境基金的监测与评价的核心目标如下：l 通过评估参与全球环境基金活动的合作伙伴的成果、有效性、流程和绩效，促进达成全球环境基金目标的责任制度。监测和评估全球环境基金的成果对全球环境效益的贡献。l 在全球环境基金及其合作伙伴中，促进成果和经验教训的学习、反馈和知识共享，并以此作为政策、战略、规划管理和项目的决策基础；增加知识和改善绩效。2010年11月，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批准了经修改的监测与评价政策。对于全球环境基金以成果为基础的总体管理办法而言，全球环境基金的监测与评价工作是其中的关键部分。重点领域播报编辑全球环境基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定义是“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多样性，除其他之外，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简而言之，它可以被描述为“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保护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正遭受严重威胁。减少和防止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丧失被认为是人类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在“全球产品”管理方面，在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不可逆转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确定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退化最重要的直接驱动因素：栖息地变化、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过度开采和污染。这些要素受到一系列驱变因素的间接影响，其中包括治理、制度和法律框架、科学技术。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项目能够控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驱动因素，这些项目最有可能利用机会实现可持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约36%为生物多样性项目，是该机构内最大的投资组合。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为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提供了全球政策框架。《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第1条将其目标定义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实施手段包括遗传资源的适当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但需顾及对这些资源和技术的一切权利，以及提供适当资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提供的指导，作为该《公约》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履行该《公约》的各项义务，并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全球环境效益。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战略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GHGs）排放，并因此造成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关键的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大规模行动。这些行动包括通过投资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包括变化性）。气候变化的早期影响已经出现，而且科学家认为进一步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人民将不合比例地承担气候变化造成的许多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在气候变化方面，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为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做出贡献，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文，第2条)。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项目包括：l 减缓气候变化：在如下领域减少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可持续交通；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管理（LULUCF）。l 适应气候变化：旨在通过在发展政策、规划、计划、项目和行动中促进迅捷和长期的适应措施，使发展中国家具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每年为以下领域的项目配备并支付数亿美元：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可持续的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可持续管理。全球环境基金同时管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两个聚焦适应性的独立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二者专门用于为与适应有关的活动调动资金，而且后者也适用于技术转让。全球环境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双赢”项目，不仅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为当地经济及其环境条件创造效益。全球环境基金计划着眼长远，通过促进市场更加高效地运作，转变现有碳密集型技术，从而实现发展中国家能源市场转型。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指农药、工业化学品、或工业过程中不必要的副产品，它们已被使用了几十年，但最近发现它们都具有某些令人不安的特点，其中包括：l 持久性——它们不会在空气、水和沉积物中降解；l 生物蓄积性——它们在生物组织中蓄积的浓度高于周围环境中的浓度；l 远程迁移性——它们可以通过空气、水和迁徙的动物从释放源头传播到很远的距离，经常对距离任何已知源头数千公里远的地区造成污染。《斯德哥尔摩公约》目前重点关注了23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包括农药、工业化学品和无意生产的副产品。原先的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通常被称为“肮脏的一打”，即：无意生产的化学副产品来自燃烧和工业过程，它们是已知最强效的致癌化学物质。实现《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目标认识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许多国家开始限制或禁止其生产、使用和排放。这些努力最终使《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于2001年被通过，并于2004年生效。170多个公约缔约方同意消除或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中的释放。《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目标包括：l 消除特定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和使用；l 将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限制在病媒防治的范围内；l 限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出口；l 制定策略，以确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库存和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产品；l 采取措施，以确保以对环境无害的方式管理和处置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废弃物；l 制定策略，以识别受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场地；l 确保到2025年，以对环境无害的方式管理多氯联苯，通过采取行动来消除多氯联苯的使用；l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以识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来源，并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副产品的释放；并l 识别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点的其他化学品，并使其受控于该公约。国际水域世界上的海洋、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系统不受政治边界限制。这些大型水系统覆盖了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但由于它们受到分国家的管理和分散式的管理，危害了食品供应和数十亿人的生计。如果我们的国家继续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这些共享资源，我们将面临着惨淡的未来：水资源和海洋资源枯竭、贫困加剧、冲突加剧。灌溉用水、大批量供水和饮用水的分流以及共有水体的污染导致跨境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也波及海洋，四分之三的鱼类种群被过度捕捞、以最大限度捕捞、或处于枯竭的状态。全球环境基金建立了国际水域重点领域，以帮助各国通过共同努力，在大型水系统中克服这些紧张关系。重点领域帮助各国共同管理跨界的地表水流域、地下水流域、沿海和海洋系统，达到利益共享。土地退化作为全球环境机构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有应对土地退化的职责，尤其关注荒漠化和森林砍伐。全球环境基金将土地退化定义为“任何形式的土地自然潜力的恶化，它能影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表现为降低其可持续的生态生产力或减少其原生的生物丰富性和韧性。”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社会的作用能力而言，土地退化是重大威胁。因为跨尺度生态系统之间具有互联性，土地退化引发的破坏性过程能够在整个生物圈产生级联效应。植被砍伐殆尽造成了生物量的损失，再加上土壤侵蚀的加剧，温室气体由此产生，加剧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因此，土地退化的影响远远超出局地尺度或区域尺度。为了维持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取的大量全球环境效益，对土地管理进行投资至关重要。促进实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目标2003年，全球环境基金被指定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资金机制，以确保应对荒漠化的全球环境基金项目与该公约的目标保持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全球环境基金对这一全球机制起到了补充资金机制的作用，并共同支持该公约的执行。土地退化重点领域的确立加上全球环境基金被正式指定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资金机制，对全球环境基金对可持续土地管理项目的投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直接贡献于实现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十年（2008-2018）战略计划和框架》。该战略计划的目标是“为了支持减贫和环境可持续性，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从而逆转和防止荒漠化/土地退化，并缓解受灾地区的干旱。”可持续森林管理可持续森林管理/减少来自伐林和林地退化的碳排放（REDD+）可持续森林管理（SFM）尚无普遍认同的定义。针对不同种类的森林，联合国森林论坛（UNFF）通过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NLBI），这是政府间最广为认同的可持续森林管理定义。全球环境基金完全支持这一定义，即：“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可持续森林管理旨在维护和提高不同种类的森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以惠及现在和未来几代人。”在全球范围内，森林比地球的大气层储存了更多的碳。自2007年以来，作为重要的碳库，森林的作用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备受关注。减少来自伐林和林地退化的碳排放（REDD）是为了实现储存在森林中碳的经济价值，它提供奖励以鼓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森林砍伐和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之路。全球环境基金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减少来自伐林和林地退化的碳排放（SFM/REDD+）的工作自1991年成立以来，全球环境基金已经资助了300多个项目和计划，这些项目和计划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森林保护和管理。在此期间，全球环境基金为森林计划分配的总额度超过16亿美元，并从其他来源融资50亿美元。借鉴三大涉及森林的国际公约的指导方针（《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大致可分为三类：1. 森林保护（主要是保护区和缓冲区）2. 森林的可持续利用（森林生产景观）3. 可持续森林管理（在更广泛的景观中处理森林和树木）可持续森林管理重点领域策略臭氧层损耗1970年代，科学界注意到卤代烃对臭氧层的损耗作用，随后于1980年代，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层“空洞”。国际社会意识到抵达地球的紫外线辐射增强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风险。作为应对，各国经协商，于1985年通过了《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并于1987年通过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继1995年的《可操作性策略》之后，全球环境基金帮助不符合《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资助条件的经济转型期国家（CEITs）开展活动，从而使它们以符合《蒙特利尔议定书》为这些国家规定的义务的方式逐步淘汰损耗臭氧层物质（ODS）。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目标自成立以来，全球环境基金一直在协助18个经济转型期国家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履行其逐步淘汰损耗臭氧层物质的使用和生产的义务。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已经批准了价值1.83亿美元的项目，并为这一努力实现了额外的1.87亿美元的联合融资。由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实施，本应稳步上升的全球损耗臭氧层物质总消费量却下降了90%以上，。到2050年，预计共将阻止约两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紫外线辐射的辐射量。在经济转型国家，全球环境基金做出的贡献则体现在大幅降低了氯氟碳化合物（含氯氟烃）的消费和生产。然而，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来解决其他具有较大臭氧层损耗潜力的物质，特别是甲基溴和氢氯氟碳化合物（HCFCs）。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中国与全球基金的故事：从受益国到捐赠国的转型 - 知乎

中国与全球基金的故事：从受益国到捐赠国的转型 - 知乎首发于中非健康与发展合作101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中国与全球基金的故事：从受益国到捐赠国的转型Diinsider本文字数：5142字阅读时间：12分钟导语：多年来，中国与全球基金之间已经发展成一种多维度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2001年，当时中国积极支持全球基金建立的进程。中国是全球基金理事会和委员会的长期成员，在确立全球基金的政策和议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03年至2014年，中国作为全球基金的受益国，开展了全球基金的赠款项目。全球基金与中国十余年的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对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这三种疾病的防控和管理，也对中国的卫生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以来，中国已从全球基金的受益国转型为全球基金的捐赠国和战略合作伙伴。本文将深入分析全球基金在华工作的成效、冻款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基金捐赠国的贡献。全球基金在华工作的成效中国与全球基金的合作始于2003年非典爆发前不久。自2003年起，中国成功申请了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这三种疾病的19个项目——其中轮次渠道项目15个，持续滚动项目3个，国家策略支持项目1个。截至2012年，全球基金批准了总预算为18.14亿美元的项目[1]，拨付了超过8.02亿美元——其中艾滋病项目3.23亿，结核病项目3.65亿，疟疾项目1.14亿，用来支持中国抗击这三种疾病。[2]项目实施以来，全球基金在中国的覆盖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区。全球基金也由此成为中国在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3]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全球基金陆续在中国实施了6轮艾滋病项目。以第三轮为例，该项目总目标是在中国中部7个省58个艾滋病高发贫困县减轻由艾滋病造成的影响，并控制艾滋病的传播。项目周期为2004年9月至2009年8月，预算经费约9788万美元。主要针对上世纪90年代中、早期因既往有偿采供血而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庭。[4]2004年到2009年间，共有72,812 名艾滋病病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3,4轮项目），99,819名病人和感染者接受关怀服务（3,4轮项目），168万人次接受HIV咨询检测服务（3,4,5轮项目）。2005年至2012年，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人数从2005年的19282人增加到176655人。此外，2010年至2012年，项目月均干预 41万名注射吸毒者（项目支持823区县、88市），25万名男男性接触者（项目支持592区县、139市）和62.5万名性工作者（项目支持1268区县、99市）。对注射吸毒者的干预服务使艾滋病发病率（从0.54%降至0.31%）和患病率（从9.3%降至6.4%）显著下降。[5]全球基金在支持中国在扭转结核病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全球基金的首轮结核病项目从2003年4月1日启动，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控制结核病的流行，6年申请到总经费1.24亿美元。24个项目省的5.04亿人口中的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绝大部分被治愈，大大降低结核病的传播和发病。由于该项目实施出色，全球基金2008年7月首次正式批准第一轮结核病滚动项目的申请，并再拨付款项6560万美元。[6]中国全球基金结核病项目内容从单一支持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发展到耐多药结核病、全面支持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DOTS）策略、医防合作、人力资源建设、卫生系统加强等领域。在全球基金的支持下，获得耐多药结核病（MDR-TB）高质量诊断和治疗的机会从2006年2个省的2个试点项目扩大到2013年30个省的92个试点项目。中国还在全国900多个县扩大了对耐多药结核病的创新快速诊断。截至2014年6月底，已有9000多名患者开始接受耐多药结核病治疗。[7]此外，中国以县为单位的DOTS策略覆盖率从项目启动前的56%提高到2005年的100%并得以保持；新涂阳肺结核患者发现率从项目实施前的28%提高到2005年的70%以上；新涂阳肺结核患者治愈率一直保持在85%以上。[8]此外，在全球基金的支持下，中国的疟疾项目重点已经从控制转向消灭疟疾。全球基金疟疾项目覆盖中国疟疾高度流行地区，从2003年10省份43个县市区扩大到2012年20省份762个县市区，此外，还包括缅甸中缅边境5个特区。项目受益人群从2003年约900万人，扩大到2012年近5亿人。作为疟疾防治领域援助资金最多、覆盖范围最广、实施时间最长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国全球基金疟疾项目与国家疟疾防治规划目标任务紧密结合，针对中国疟疾防治薄弱环节，开展相关防治活动，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和物资保障，成为中国疟疾防治规划和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9]从2003年开始，中国加强了快速发现、治疗和预防疟疾病例所需的培训、人员配备、实验室设备、药物和蚊虫控制措施。全球基金在10年期间累计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援助，帮助在762个县消除疟疾。其间，疟疾流行省从24个降到只有5个，每年病例降至不到5000例。在国家财政及全球基金共同支持下，中国有效控制了云南、海南等高传播地区疟疾疫情，成功遏制了安徽、河南、江苏、湖北等中部省份疟疾回升，并减轻了中部和南部贫困地区、中缅跨边境地区的疟疾负担。[10]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疟疾问题高级顾问杨恒林教授表示：“我们的成功是与政府的决心、中国疟疾专家的奉献精神以及外界早期提供的支持、特别是全球基金的支持分不开的”。[11]这些与疾病防控成效相关的数字固然重要。但在数字之外，与全球基金的合作还给中国的卫生治理带来了很多难以量化却是无价的成果——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首先，自2003年起，中国政府为全球基金项目提供了联合融资，这一举措使中国从一个单纯的受援国转变为一个全面、积极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意味着所有费用和其他细节都得到明确和公开分配，所有方案都经过审计，使整个系统遵守国际透明度标准。中国与全球基金的伙伴关系支持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良好的生产规范、药典和实验室检测国际标准保持一致；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协助制造商提供有质量保证的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药物。[12]其次，与全球基金的合作为中国的疾病管理注入了不同的元素。按照全球基金的章程，中国于2002年成立了国家协调委员会（CCM），负责全球基金在中国的运行和协调工作，处理项目的申请、协调和评估。中国 CCM 包括了政府以外的参与者，诸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代表。项目申请书需要每个CCM成员都要在上签字同意的要求，产生了需要在不同成员间寻求意见一致的内在动力。[13]同时，全球基金也为中国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决定是否支持一项特定的公共卫生项目时，全球基金对民间参与较为重视。从 2003 年起，几乎每一轮的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都设定了一定比例的资金，以支持社会组织的活动和能力建设。艾滋病项目积极探索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管理机制，积极促进了社会组织开展高危人群干预和感染者病人关怀的工作模式，为下一步社会组织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截至 2010 年底，有超过 1000 个中国社会组织接受过全球基金的资助。[14]因此，通过与全球基金的合作，在疾病控制方面，中国的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并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同时，在卫生治理层面，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变得更为透明和开放，民间社会得以积极参与到卫生项目中。全球基金撤离背后的原因原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现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称，2010年第四季度，全球基金秘书处以中国艾滋病项目经费支持社会组织的比例不足为由，曾中断艾滋病项目拨款。2011年5月中旬，全球基金再次提出社会组织参与不足的问题以及财务管理上的一些弱点，决定除了挽救生命的药物供应等干预措施继续，暂停对中国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的所有资助。[15]全球基金发言人赫斯特表示，冻结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将援助资金中20%的金额分配给社会组织。冻结中国项目的拨款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几个主要捐赠国的财政紧缩，全球基金面临着巨大的筹款压力，给各国的拨款也相应地减少。[16]任明辉表示，国家协调委员会（CCM）一直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CCM在2006年曾提名一个非政府组织担任项目实施机构，后因全球基金秘书处对该组织的技术和财务管理评估未能通过而放弃。在中国疾控中心与全球基金2010年艾滋病项目的协议中规定，社会组织参与活动经费占项目活动总经费的20%。但是，双方对于社会组织概念的理解不尽一致。中国社会组织的定义包含了带政府背景的协会、学会等组织，全球基金眼中的社会组织偏草根和社区性，一般和政府不相关。[17]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对资金冻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冲突的焦点在于双方对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不同认识。中国只有在民政部注册的社会组织才是合法的，这些合法的社会组织大多有官方背景。同时，他认为正是因为草根民间组织难以合法化，无法得到全球基金的资金支持，反过来又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导致其很难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也缺乏良好的治理结构。[18]中国作为全球基金捐赠国的贡献2014年，全球基金全面退出中国——这也意味着中国从受益者向捐赠方的转变完成。目前，中国是全球基金第20大公共捐赠国，也是少数几个对全球基金捐款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截至2019年底，中国一共捐赠了6300万美元，用于帮助亚非拉国家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19]2019年10月10日，全球基金第六届募捐筹款大会在法国里昂召开。在此次认捐大会上，国际社会承诺提供140多亿美元，用于拯救1600万人的生命，并帮助在2030年前结束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在这其中，中国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20]历年来中国的认捐数额和捐款数额（图源：全球基金）认捐数额：2001-2005年（600万美元）、2006-2007年（400万美元）、2008-2010年（600万美元）、2011-2013年（1400万美元）、2017-2019年（1800万美元）、2020-2022（1800万美元），一共认捐8100万美元捐款数额：2001-2005年（600万美元）、2006-2007年（400万美元）、2008-2010年（600万美元）、2011-2013年（1400万美元）、2017-2019年（1800万美元），一共捐赠6300万美元在捐款之外，中国也在寻求与全球基金合作的其它途径。对于全球基金来说，改善采购和供应链是建立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卫生系统的关键要素。过去，全球基金主要依靠国际代理商采购药物，但它正在越来越多地尝试同制药企业直接接触，这样可以在更好地了解供应商的需要的基础上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消除长期合作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障碍。随着中国医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加速提升，全球基金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医药行业的合作，采购中国的医药产品。全球基金首席采购官克里斯托弗·凯姆在2014年的一次会议中表示：“中国是药物有效成分的世界主要生产者。全球基金的目标是争取向中国提供长期合同以及公平的投资回报。”原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现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强调，中国大力支持以合理价格提供有质量保证的药品，出口到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中低收入国家。[21]全球基金曾在中国的疟疾防控中发挥重大作用，而如今，中国也非常重视与全球基金的战略伙伴关系，希望可以将其抗击疟疾的经验分享给非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2019年3月会见全球基金执行主任彼得·桑兹时表示，中国与全球基金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全球基金对中国及全球三大疾病防治做出了积极贡献。中方愿继续与全球基金开展合作，与全球共享三大疾病防治经验，加强双方在非洲抗疟合作领域的沟通和协调，为非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疟疾防控贡献力量。桑兹也积极评价中国在疟疾等领域合作中取得的成果，表示中国疟疾防控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22]如今中国已在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多哥等国开展了“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取得显著效果。比如，2015年以来，中国与英国共同在坦桑尼亚开展疟疾控制试点项目，试点地区疟疾发病率已下降50%。目前，中国的青蒿素药物部分产品已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中国生产的长效蚊帐已进入全球基金会采购目录。[23]从全球基金的受助国到捐赠国，中国与全球基金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变化中不断深入。中国曾在2003-2014年得到全球基金的大力支持，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如今，作为全球基金的捐助国和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为全球基金提供了资金、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强力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预防、诊断和治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对全球基金的支持不仅仅是对一个组织或是三种疾病的投资，也是对我们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公平世界的共同愿景的投资。归根结底，这是对人的投资。在流行病肆虐的当下，中国应该重视全球基金在国际融资、卫生系统建设和民间力量调动方面的作用，与全球基金进一步加深合作，共同为“到2030年结束流行病”的全球承诺贡献一份力量。本文为Diinsider“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内容之一参考资料：[1]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2/259170.shtm[2]https://data.theglobalfund.org/investments/locations[3]https://www.aidspan.org/gfo_article/china-after-global-fund[4]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02/13/4082929_145228853.shtml[5]http://ncaids.chinacdc.cn/2018zlxz/201401/W020140129341403960268.pdf[6]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02/13/4082929_145228853.shtml[7]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14)70366-3/fulltext[8]http://news.sina.com.cn/o/2010-07-29/170017883597s.shtml[9]http://www.pubhealth.org.cn/doc/file/2017/5/0253-9624-51-05-011s.pdf[10]“中国全球基金疟疾项目促进中国疟疾从控制走向消除”[11]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from-30-million-to-zero-china-creates-a-malaria-free-future[12]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14)70366-3/fulltext[13]https://www.cfr.org/report/global-funds-china-legacy[14]http://ncaids.chinacdc.cn/2018zlxz/201401/W020140129341403960268.pdf[15]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4-09/115624241841_2.shtml[16]http://news.sina.com.cn/c/2011-06-07/133522598955.shtml[17]https://money.163.com/11/0601/20/75G8NP1V00253B0H.html[18]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03/c1002-24812541.html[19]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government/profiles/china/[20]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10/1043351[21]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news/2014-04-02-global-fund-taps-pharmaceutical-expertise-in-china/[22]http://www.china-pharmacy.com/1/11/29263.html[23]http://www.duyaonet.com/News/Detail/15798[24]https://www.who.int/dg/adg/ren-minghui/zh/[25]http://news.cntv.cn/special/uncommon/11/0531/index.shtml[26]http://news.sohu.com/20060811/n244753558.shtml[27]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0b17d0100v6k5.html[28]http://msn.finance.sina.com.cn/cjyw/20110607/0857109674.html[29]http://www.dearteam.com/case/index.asp?zid=211作者简介张幸甚Diinsider项目经理国际政治爱好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可持续投资和社会创新议题。本文是全球基金“三部曲”的第三篇。第一篇为《全球基金：为打赢与传染病的持久战而创新》，第二篇为《全球基金的历史经验：保障世界卫生安全的点与面》。第一篇文章介绍了全球基金的发起缘由、运作模式等机构背景信息，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工作概况，重点介绍了全球基金应对COVID-19的举措。第二篇文章介绍了全球基金近20年发展历程中，为保障世界卫生安全构建积累的战略和经验，具体包括保护人权与促进性别平等、建设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卫生体系、发动社区和民间社会的力量。发布于 2020-05-27 22:26中国公共卫生健康赞同 2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中非健康与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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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和全球基金宣布关于加强合作的承诺

世卫组织/Isaac Rudakubana

卢旺达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为一名幼儿提供维生素 A 补充剂。

来源

世卫组织和全球基金宣布关于加强合作的承诺

2023年6月8日

联合新闻发布

今天，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全球基金）签署了经修订的新《战略合作框架》，旨在建立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卫生系统，并最大限度开展合作和实现影响，以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应对主要传染病。新的五年框架以2018年签署的前一版协议为基础，并与《2023-2028年全球基金战略》和世卫组织《工作总规划》保持一致，将社区置于卫生应对工作的中心，并要开展大流行防范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该框架适合更广泛的合作平台，以加速支持各国实现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全民健康覆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由于全球卫生预算紧张且面临压力，我们两个组织必须继续团结合作，支持各国扩大提供针对这三种疾病的服务，作为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一部分。鉴于目前在终止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流行方面进展缓慢，加上新出现的卫生挑战，世卫组织与全球基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新的《战略合作框架》秉承世卫组织和全球基金为各国服务的共同使命和承诺，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合作。全球基金执行主任彼得·桑兹说：“在世界受到从冲突到气候变化等错综复杂的危机困扰之际，全球基金与世卫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危机对全球体系造成冲击并使成果倒退，而世界最脆弱的人群首当其冲。我们这样的组织必须与各国政府和其他值得信赖的伙伴密切合作，加强由地方和社区驱动的卫生系统方能发挥最大作用。”过去几年的持续合作为在国家一级取得重大成就作出了贡献：在一系列国家迅速扩大差异化服务提供范围，以改善对艾滋病预防、检测、护理和治疗的获取机会，其中18个国家目前正通过全球基金/世卫组织合作开展的《差异化服务提供战略倡议》获得强化支持，以提高差异化服务提供的效率和成本效益。COVID-19和结核病双重检测提供早期指导和进行调查，并能够通过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采用的创新技术改进了对结核病患者的检出。防治疟疾的各种战略举措促使加快了消除疟疾的进展。自2018年以来，世卫组织已对八个国家进行了无疟疾认证，并准备在2023年和2024年对另外五个国家进行认证。该伙伴关系还为加快实施创新方法，如世卫组织针对疟疾的药浸蚊帐新指南，以及为加速推广针对耐多药结核病的新短程疗法奠定了基础。在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指南制定国家战略计划方面提供了宝贵支持，帮助制定了50项循证计划并核算了成本，作为向全球基金提出高质量资金请求的依据。全球卫生筹资仍然是需要继续开展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帮助各国建立更强大、更可持续和更高效的卫生筹资系统。世卫组织跟踪59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卫生支出的工作为国家卫生政策对话提供了信息。此外，为支持在13个国家进行跨规划效率分析开展了联合工作，促使减少了分散和重复。即使取得了上述进展，在各国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加快终止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流行的进程，并建立能够应对未来突发事件的强大卫生系统。通过这一新框架，世卫组织和全球基金将在35个合作领域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这些合作领域分为四类：卫生政策和规范指导宣传和卫生治理卫生产品和创新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对编辑的说明本页面于2023年6月9日更新。对有关艾滋病差异化服务提供的文本进行了更正，以澄清目前有18个国家在通过全球基金和世卫组织的合作获得强化支持，同时其他一些国家正在落实差异化服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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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金拨款10亿美元支持106国应对新冠急需获得新的资金支持

图片: The Global Fund/Ryan Quinn Mattingly

在越南胡志明市，由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提供的赠款使这名举重运动员得以在一家专门医院接受耐多药结核病为治疗。

全球基金拨款10亿美元支持106国应对新冠急需获得新的资金支持

2020年12月23日

健康及卫生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宣布，该基金已向106个国家拨款近10亿美元，以支持这些国家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就此，该基金用于抗击新冠的所有资金已全部用完。

全球基金表示，目前还迫切需要更多资金，以提供个人防护设备、检测和治疗，并减轻新冠大流行对挽救生命的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计划的影响。目前，提出资金要求的国家没有得到满足的资金缺口超过3.55亿美元。

为应对新冠大流行，全球基金2020年向106个中低收入国家以及14个多国计划额外拨款9.8亿美元，其中最后一笔4150万美元于本周一获得批准。该基金今年还为其核心工作——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拨款约40亿美元。

各国正在将全球基金提供的资金用于加强国家新冠应对措施之上，包括购买关键的检测、治疗和医疗用品；通过培训和提供个人防护装备保护一线卫生工作者；支持控制和遏制措施，包括检测、追踪、治疗和隔离；同时缓解新冠大流行对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工作的影响；紧急改善卫生和社区系统，包括加强供应链、实验室网络和社区主导的应对系统。

全球基金的新冠应对计划获得了加拿大、丹麦、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和国际足联基金会在内的捐助方提供的2.59亿美元。

该基金执行董事彼得·桑兹（Peter Sands）对目前资金的短缺表达了担忧。

他说：“尽管关于疫苗的好消息好像隧道尽头的曙光，但我们绝不能蒙蔽自己，对前方隧道仍然漫长、黑暗和危险的现实视而不见，尤其是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社区而言。我们必须继续加大对检测、治疗和个人防护装备的投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某些国家，新冠大流行对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连锁影响可能超过直接影响。”

全球基金估计，在其核心资金外，该基金还需要50亿美元来支持各国应对新冠大流行。这一数字代表了新冠工具加速计划总体融资需求的一部分，全球基金在这一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全球基金对捐助方对其核心资金的持续支持表示高度赞赏。在2019年10月于里昂举行的增资会议上，创纪录的认捐均已转化为现金捐款。该基金强调，在新冠大流行的破坏威胁到扭转多年的进展之时，维持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资金水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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