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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北京大学教授）_百度百科

北京大学教授）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唐晓峰是一个多义词，请在下列义项上选择浏览（共8个义项）添加义项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唐晓峰播报讨论上传视频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1948-），辽宁海城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近代北京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中文名唐晓峰籍    贯辽宁海城出生日期1948年毕业院校北京大学，雪城大学职    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目录1人物简介2人物经历3社会兼职4研究领域5出版图书6主要著作7译著8辑刊人物简介播报编辑唐晓峰，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3]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2]北京市政府参事， [4]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 [22]人物经历播报编辑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期间在邹衡、俞伟超等先生的带领下先后到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等地参加考古发掘实习。 [29]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京大学，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之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2013年荣获北京大学第十八届“十佳教师”。 [28]社会兼职播报编辑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 [23]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20]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印迹”平台（北京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网）发起人 [27]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大运河工作委员会顾问 [21]北京市海淀区第六届政协委员， [24]中国致公党北京市海淀区工委副主任委员， [25]致公党北京大学支部主委 [26]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5]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 [6]研究领域播报编辑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讲授《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生）、《中外城市建设史》等课程。 在超星学术视频讲授《华夏空间的构建》、《历史地理前沿：地理学的近代化与其固有的问题》等讲座。出版图书播报编辑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09-11《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是200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由唐晓峰，陈品祥编写。从混沌到秩序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10-01-01《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是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18-1《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图书，作者是唐晓峰。2019年4月，该书入选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少儿类推荐图书。华夏文明地理新谈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19-11-1《华夏文明地理新谈》是201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唐晓峰。历史地理学读本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06-1-1《历史地理学读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日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唐晓峰。该书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论文精选，选文结合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关键论题，兼顾了论题的代表性和论述、表达技巧，可供高校历史地理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参考。阅读与感知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13-1《阅读与感知》是由唐晓峰创作的图书。作者用通俗流畅的文笔把许多有关的新鲜观念、理论及知识，与中国当前的发展现实结合起来，文章读起来几乎篇篇都有精义，对读者不仅能更新知识也很有启发性。新订人文地理随笔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18-5《新订人文地理随笔》是一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唐晓峰，主要为读者解析有趣的文化地理现象，带领读者打开“地理思维”，体验将历史、天文、军事、社会现象、知人察事等与地理相连的乐趣。九州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06-1-1《九州》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唐晓峰等主编人文地理随笔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05-1《人文地理随笔》以简明流畅、情趣盎然的笔法，陈述议论地理学中有关空间观察、景观解读、环境感知等一系列现代人文地理的观念，从中品评各类人文行为和历史现象。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00-5-1《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 祖籍山东恩县，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获人文学学士学位。1937年开始研究生学习，1940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1946年夏到英国利物浦...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16-1-1本书收入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历史地理学精品文章三十二篇，从全书分为“地理学与人文关怀”“城市与历史地理探索”“历史地理评论与随笔”三部分，作者视野开阔，注重文献典籍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兼具西方地理学理论和实证思维，集中体现了作者近二十年来从人文空间角度对人文历史地理理论、先秦城市地理和秦汉历史地理...文化地理学释义-大学讲课录作者名称 唐晓峰作品时间2012-5《文化地理学释义：大学讲课录》要讨论的是文化地理学，首先注意一下“文化地理”与“文化地理学”的区别。后者因为多了一个“学”字，就上升到了学术理论体系的层面，是关于一门学问的理论方法的。如果没有“学”字，则是关于大地上的文化现象象、文化事物的具体的地理分布。查看更多书籍主要著作播报编辑《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侯仁之 主编 / 唐晓峰 副主编，燕山出版社，2000年。 [7]《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8]《历史地理学读本》，唐晓峰 / 黄义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唐晓峰 / 陈品祥 ，学苑出版社 ，2009年。 [10]《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 [11]《文化地理学释义——大学讲课录》，学苑出版社，2012年。 [12]《北京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 / 唐晓峰，温宗勇，尹钧科副主编，文津出版社，2013年。 [30]《阅读与感知：人文地理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13]《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14]《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15]《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16]《华夏文明地理新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17]译著播报编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商务印书馆，1999年。 [18]《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19]辑刊播报编辑《九州》（历史地理辑刊）第一辑，李零 / 唐晓峰，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31]《九州》（历史地理辑刊）第二辑，唐晓峰 / 辛德勇 / 李孝聪，商务印书馆，1999年。 [32]《九州》（历史地理辑刊）第三辑，先秦历史地理专号，唐晓峰，商务印书馆，2003年。 [33]《九州》（历史地理辑刊）第四辑，唐晓峰，商务印书馆，2007年。 [34]《九州》（历史地理辑刊）第五辑，纪念禹贡学会80年，唐晓峰 / 田天，商务印书馆，2014年。 [35]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_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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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古代地理学思想史

通讯地址：

Email：txf@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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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成果

唐晓峰曾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又在北大地理系获硕士学位（历史地理学），后在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获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

现为本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等。

出版主要学术著作有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从混沌到秩序》、《文化地理学释义》、《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等

出版主要学术著作有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从混沌到秩序》、《文化地理学释义》、《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等。

出版主要学术著作有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从混沌到秩序》、《文化地理学释义》、《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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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唐晓峰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科专业

微生物学

研究方向

极端古菌分子生物学，重点探讨极端嗜盐、嗜热古菌适应极端环境的分子机理，目前正致力于极端古菌蛋白分泌机制的研究。

实验室位置

生科院3128室

联系电话

027-68753544

Email

tangxf@whu.edu.cn

学习经历

1996.10-2001.3 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合成及生物化学专业 博士

1989.9 -1992.7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专业 硕士

1985.9 -1989.7 武汉大学生物系微生物学专业 学士

工作经历

2003.11-现在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系 副教授、教授

2001.4-2003.8 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生物情报解析研究中心博士后 (JSPS Fellow)

1992.7-1996.9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系 助教、讲师

承担课程

1、微生物学，全英文，本科生

2、微生物的世界，本科生

3、高级微生物学（部分），研究生

教学获奖

1、2022年武汉大学第二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正高组）

2、2013年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二）

3、2008年国家级教学团队（微生物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主要成员）

4、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三）

5、2005年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三）

主持和参加课题

　　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等，参加973项目子项目。主持武汉大学教改项目1项，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教改项目。主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嗜盐古菌HtrA蛋白酶的生理功能及作用机制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嗜盐古菌Tat及Sec信号肽在胞外蛋白酶折叠、成熟及转运过程中的作用差异性的分子机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嗜盐古菌胞外蛋白酶分泌机制的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嗜盐古菌蛋白酶SptA的C端延伸区功能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极端嗜热古菌蛋白酶Pyrolysin插入序列功能的研究

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学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中国遗传学会会员，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

发表的论文（*通讯作者）

1. Huang Q, Zhang K, Li Y, Gan F, Tang XF*, Tang B*. (2022) Auto- and hetero-catalytic processing of the N-terminal propeptide promotes the C-terminal fibronectin type III domain-mediated dimerization of a thermostable Vpr-like protease.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8(21):e0150322.2. Mei S, Li M, Sun Y, Deng X, Chen N, Liu Y, Yin J, Luo H, Wu Y, He D, Gan F, Tang B*, Tang XF*. (2022) Sec-dependent secretion of subtilase SptE in haloarchaea facilitates its proper folding and heterocatalytic processing by halolysin SptA extracellularly.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8(8):e0024622.3. Zhang K, Huang Q, Li Y, Liu L, Tang XF*, Tang B*. (2022) Matura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thermostable and halotolerant subtilisin-like protease with high collagenolytic activity but low gelatinolytic activity.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8(3):e02184-21.4. Wang J, Hao C, Cao L, Yao Y, Ding Y, Yang Y, Tang XF*, Tang B* (2021) Enhancing extracellular production of recombinant proteins in Escherichia coli by co-expressing with a haloarchaeal protein containing a putative LolA-like domain.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105(11):4609-20.5. Ding Y, Yang Y, Ren Y, Xia J, Liu F, Li Y, Tang XF*, Tang B* (2020). Extracellular produc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engineering of a polyextremotolerant subtilisin-like protease from feather-degrading Thermoactinomyces vulgaris strain CDF. Front Microbiol 11: 605771.6. Li B, Liu F, Ren Y, Ding Y, Li Y, Tang XF, Tang B* (2019)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Thermoactinomyces vulgaris strain CDF, a thermophilic bacterium capable of degrading chicken feathers. Microbiol Resour Announc 8(28):e00530-19.7. Li M, Yin J, Mei S, Wang X, Tang XF*,Tang B* (2018) Halolysin SptA, a serine protease, contributes to growth-phase transition of haloarchaeon Natrinema sp. J7-2, and its expression involves cooperative action of multiple cis-regulatory elements. Front Microbiol 9:1799.8. Perveen S, Rashid N, Tang XF, Imanaka T, Papageorgiou AC* (2017) Anthranilat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 from the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on Thermococcus kodakarensis shows maximum activity with zinc and forms a unique dimeric structure. FEBS Open Bio 7(8):1217-30.9. Gao X, Zeng J, Yi H, Zhang F, Tang B*, Tang XF* (2017) Four inserts within the catalytic domain confer extra stability and activity to hyperthermostable pyrolysin from Pyrococcus furiosus.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3(5).pii:e03228-16.10. Zhu F, Yang X, Wu Y, Wang Y, Tang XF, Tang B* (2017) Release of an HtrA-like protease from the cell surface of thermophilic Brevibacillus sp. WF146 via substrate-induced autoprocessing of the N-terminal membrane anchor. Front Microbiol 8:481.11. Tang W, Wu Y, Li M, Wang J, Mei S, Tang B*, Tang XF* (2016) Alternative translation initiation of a haloarchaeal serine protease transcript containing two in-frame start codons. J Bacteriol 198(13):1892-901. (Spotlight article)12. Liu F, Zhao ZS, Ren Y, Cheng G, Tang XF, Tang B* (2016) Autocatalytic activation of a thermostable glutamyl endopeptidase capable of hydrolyzing proteins at high temperatures.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100(24):10429-41.13. Meng D, Dai M, Xu BL, Zhao ZS, Liang X, Wang M, Tang XF, Tang B* (2016) Maturation of fibrinolytic bacillopeptidase F involves both hetero- and autocatalytic processes.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2(1):318-27.14. Xu BL, Dai M, Chen Y, Meng D, Wang Y, Fang N, Tang XF, Tang B* (2015) Improving the thermostability and activity of a thermophilic subtilase by incorporating structural elements of its psychrophilic counterpart.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1(18):6302-13.15. Wang L, Cheng G, Ren Y, Dai Z, Zhao ZS, Liu F, Li S, Wei Y, Xiong J, Tang XF, Tang B* (2015) Degradation of intact chicken feathers by Thermoactinomyces sp. CDF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its keratinolytic protease.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99(9): 3949-59.16. Du X, Li M, Tang W, Zhang Y, Zhang L, Wang J, Li T, Tang B, Tang XF* (2015) Secretion of Tat-dependent halolysin SptA capable of autocatalytic activ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haloarchaeal growth. Mol Microbiol 96(3):548-65.17. Zhang Y, Wang M, Du X, Tang W, Zhang L, Li M, Wang J, Tang B, Tang XF* (2014) Chitin accelerates activation of a novel haloarchaeal serine protease that deproteinizes chitin-containing biomass.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0(18):5698-708.18. Zeng J, Gao X, Dai Z, Tang B, Tang XF* (2014) Effects of metal ions on stability and activity of hyperthermophilic pyrolysin and further stabilization of this enzyme by modification of a Ca2+-binding site. Appl Environ Microbiol 80(9):2763-72.19. Feng J, Wang J, Zhang Y, Du X, Xu Z, Wu Y, Tang W, Li M, Tang B, Tang XF* (2014) Proteomic analysis of the secretome of haloarchaeon Natrinema sp. J7−2. J Proteome Res 13(3):1248-58.20. Zhu H, Xu BL, Liang X, Yang YR, Tang XF, Tang B* (2013) Molecular basis for auto- and hetero-catalytic maturation of a thermostable subtilase from thermophilic Bacillus sp. WF146. J Biol Chem 288(48):34826-38.21. Li XG*, Yang J, Wang R, Tang XF, Meng JJ, Qin HJ, Liu X, Guo F, Wan SB* (2013) Effects of ectopically expressed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on (Pyrococcus furiosus) ribulose-1,5-bisphosphate carboxylase/oxygenase on tobacco photosynthesis. Photosynthetica 51 (3): 387-94.22. Feng J, Liu B, Zhang Z, Ren Y, Li Y, Gan F, Huang Y, Chen X, Shen P, Wang L, Tang B*, Tang XF* (2012) The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Natrinema sp. J7-2, a haloarchaeon capable of growth on synthetic media without amino acid supplements. PLoS ONE 7(7):e41621.23. Dai Z, Fu H, Zhang Y, Zeng J, Tang B, Tang XF* (2012) Insights into the maturation of hyperthermophilic pyrolysin and the roles of its N-terminal propeptide and long C-terminal extension. Appl Environ Microbiol 78(12):4233-41.24. Xu Z, Du X, Li T, Gan F, Tang B, Tang XF* (2011) Functional Insight into the C-Terminal Extension of Halolysin SptA from Haloarchaeon Natrinema sp. J7. PLoS ONE 6(8):e23562.25. Liang X, Bian Y, Tang XF, Xiao G, Tang B* (2010) Enhancement of keratinolytic activity of a thermophilic subtilase by improving its autolysis resistance and thermostability under reducing conditions.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87:999–1006.26. Fang N, Zhong CQ, Liang X, Tang XF, Tang B* (2010) Improvement of extracellular production of a thermophilic subtilase ex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li by random mutagenesis of its N-terminal propeptide.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85(5):1473-81.27. Zhong CQ, Song S, Fang N, Liang X, Zhu H, Tang XF, Tang B* (2009) Improvement of low-temperature caseinolytic activity of a thermophilic subtilase by directed evolution and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Biotechnol Bioeng 104(5):862-70. (Spotlight article)28. Cheng G, Zhao P, Tang XF, Tang B* (2009)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spore-associated subtilase from Thermoactinomyces sp. CDF. Microbiology-SGM 55:3661-72.29. Zeng C, Zhao YZ, Cui CZ, Zhan H, Zhu JY, Tang XF, Shen P, Huang YP*, Chen XD*. (2009)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Haloarcula hispanica amyH gene promoter, an archaeal promoter that confers promoter activity in Escherichia coli. Gene 442: 1–7.30. Yang YR, Zhu H, Fang N, Liang X, Zhong CQ, Tang XF, Shen P, Tang B* (2008) Cold-adapted maturation of thermophilic WF146 protease by mimicking the propeptide binding interactions of psychrophilic subtilisin S41. FEBS Lett 582(17):2620-6.31. Shi W, Tang XF, Huang Y, Gan F, Tang B*, Shen P（2006）An extracellular halophilic protease SptA from a halophilic archaeon Natrinema sp. J7: gene cloning, express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Extremophiles 10:599–606.32. Bian Y, Liang X, Fang N, Tang XF, Tang B*, Shen P, Peng Z（2006）The roles of surface loop insertions and disulfide bond in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rmophilic WF146 protease. FEBS Lett 580:6007–14. (Faculty 1000 of Biology Recommended)33. Tang XF, Shen Y, Matsui E, Matsui I* (2004) Domain topology of the DNA polymerase D complex from a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on Pyrococcus horikoshii. Biochemistry 43(37):11818-27.34. Shen Y, Tang XF, Yokoyama H, Matsui E, Matsui I* (2004) A 21-amino acid peptide from the cysteine cluster II of the family D DNA polymerase from Pyrococcus horikoshii stimulates its nuclease activity which is Mre11-like and prefers manganese ion as the cofactor. Nucleic Acids Res 32:158-68.35. Shen Y, Tang XF, Matsui E, Matsui I* (2004) Subunit interaction and regulation of activity through terminal domains of the family D DNA polymerase from Pyrococcus horikoshii. Biochem Soc Trans 32:245-9.36. Shen Y, Tang XF, Matsui I* (2003) Subunit interaction and regulation of activity through terminal domains of family D DNA polymerase from Pyrococcus horikoshii. J Biol Chem 278: 21247-57.37. Tang XF, Ezaki S, Atomi H, Imanaka T* (2001) Anthranilate synthase without an LLES motif from a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on is inhibited by tryptophan.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81:858-65.38. Matsuda T, Fujikawa M, Haruki M, Tang XF, Ezaki S, Imanaka T, Morikawa M, Kanaya S* (2001) Interaction of TIP26 from a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on with TFB/TBP/DNA ternary complex. Extremophiles 5:177-82.39. Tang XF, Ezaki S, Atomi H, Imanaka T* (2000) Biochemical analysis of a thermostable tryptophan synthase from a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on. Eur J Biochem 267:6369-77.40. Tang XF, Ezaki S, Fujiwara S, Takagi M, Atomi H, Imanaka T* (1999) The tryptophan biosynthesis gene cluster trpCDEGFBA from Pyrococcus kodakaraensis KOD1 is regulated at the transcriptional level and expressed as a single mRNA. Mol Gen Genet 262:815-21.

职称

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验室地址

生科院3128室

联系电话

027-68753544

Email

tangxf@whu.edu.cn

入选时间

学科专业

微生物学

研究方向

极端古菌分子生物学，重点探讨极端嗜盐、嗜热古菌适应极端环境的分子机理，目前正致力于极端古菌蛋白分泌机制的研究。

电子邮箱

咨询邮箱  cls@whu.edu.cn

人才招聘  skytalents@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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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唐晓峰《什么是历史地理学》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

唐晓峰《什么是历史地理学》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新书 | 唐晓峰《什么是历史地理学》2023-11-13 19:16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字号《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探照灯好书】10月人文社科原创佳作书单入围历史地理学展示了人类历史行为的空间维度，是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作者：唐晓峰字数：178千字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23年9月内容简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要探索并解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社会人文空间衍变的复杂过程。它将人的能力（理性的与感性的）与大地紧密结合起来，并展示人类历史行为的空间维度，这是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是理解历史的必要路径，这种视角与路径是不可替代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学科的形成，是人类智识发展的必然成果。它以生存世界的丰富性为前提，揭示其间隐含的错综关系；它以人类的本质为旨要，论证文明的多维特征；它以理性反思为基础，为前瞻提供智慧。历史地理学所关注与叙述的知识类型、人文理念、地方习俗，乃是构成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元素，所以历史地理学离每个人都不远。作者简介唐晓峰，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地理系、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中国北方历史地理、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著有《从混沌到秩序 :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全书目录前 言第一章 作为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上）附文1 美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特点附文2 美国三位热爱历史问题的地理学家第二章 作为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下）第三章 沿着现代地理学的理路拓展附文3 人文地理学问题意识的唤起：一份学术回忆第四章 几个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分支）第五章 几个要处理的关系附 录 历史地理离每个人并不远实拍展示精彩选读前 言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从基本学科原理来说，很简单。产生这种研究的愿望也很朴实。在日常生活中，常听老人讲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什么，后来呀，因为什么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你们年轻人啊，都不知道。”这件年轻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地理问题。把这个小例子往远推，推到几千年间的变化，再往广了扩展，扩展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么，要弄清的地理变化问题就不计其数了。这些地理问题又不是单纯的地理问题，它们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民族等事务有着广泛的联系，积累成一份厚厚的、复杂的、独特的历史。知识界、学术界有责任来复原、阐释这个复杂厚重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以世界之大，历史之长，问题之复杂，这份责任的完成需要一门范式完熟的学科，它就是历史地理学。从另一个角度说，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是人类最基本的好奇心之一，也是人类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方向。可以说，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明了，其文明程度就越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做过什么？”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基本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地理学是人类的基本知识需求，这类知识需求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中，是文明建设的一块重要基石。古书里面往往讲很多地理知识，我们今天看起来，因为时代早已过去了，那些地理知识都是古代的，所以它们表达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可以简称历史地理。这是一种对历史地理的简单解释。那么要不要关注历史时期的地理？大多数历史学家会说：当然要！一部分地理学家会说：需要。他们的反应不太一样，口气有轻有重。但是，口气的轻重并不与他们对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贡献成正比，这个问题后面会有讨论。历史地理学这个分支来自对地理学按时间所做的分割：当代地理，历史地理，古地理。地理学一般所说的分支，如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是横向分割。每一段纵向分支中，仍可做横向分割；同样，每一个横向分支中也可以做纵向分割。有人开玩笑说，地理学什么都管，什么都可以研究，你随便拿出一样东西，我都可以在后面添上“地理”二字——你说饮食，我说饮食地理；你说书法，我说书法地理；你说唱歌，我说歌曲地理；你说面条，我说面条地理，电视中确实有过讲世界面条分布的纪录片。其实历史学也有这个特点，什么东西后面都可以加“历史”二字。这说明，历史学与地理学都不是以研究事物的类别立身，而是以所有事物都具有的时空二性立足，所以这两门学问的边界远得很。而历史地理学，把两个词都用上了，学问的边界就更说不清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类工作，当然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各方追求的目标稍有不同。理论是概念的讨论与厘清，实践则是跟着具体问题走，往往不受概念范畴的束缚。所以在介绍这门学科的时候，说完理论，一转到实践方面，会觉得又“乱了”。我想，每一个人想认识一门学科是“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接受这样的情形：理论是严谨的，研究实践是丰富灵活的，不要用一方挑剔另一方。关于历史地理学，阐述的书与文章已经很多，这里仅以个人有限的工作经验与阅读体会，汇总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感悟，仅就有感之处发言，不是教科书式的纲举目张的全面讲解。另外，我虽然主要在国内做研究，但因为我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受到一些欧美那个时期流行的认识的影响，所以，把欧美的东西，准确说是我对欧美历史地理学的感受，也讲一讲。欧美的东西，我个人体会，在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比较踏实，是他们的学术上升阶段，学者们讲出来的东西，有长远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谓后现代思潮兴起，有些东西不错，比如人本主义、话语理论等，但也有很多探索过于激进，有实时意义，却未必有长远意义。所以我愿意谈的感受，都是基于前一个阶段，即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那时讲的东西，我觉得并没有过时，只是不时髦，但都是基础学术建构。既然是谈个人经验体会，先说说我是如何开头的。这个经验虽然是个人的，但为了介绍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这份开头的感受值得交流一下。1972年5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没想到，才上了半年课，到了10月份，就安排了田野考古实习。邹衡先生判断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很可能是西周所封燕国的核心区，所以要做一次探索性发掘。我们全班同学倾巢而出，来到董家林，住在一座旧庙里，打地铺。几天之后，考古探方有了一定深度，也开始出一些古代陶片。我工作的探方还发现一个灰坑，考古学所谓的灰坑大多是古人丢置弃物的地方，包含物很杂乱，但有一条，其断代会比较准确，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时代堆积物。当然，因为是废弃物品，里面一般不会有太珍贵的文物。但是有一天，一位很有学者风范的老先生带着一位年轻女助手，来到我们的探方，而且就是冲着这个灰坑来的。北京文物队的老师彼此低声耳语：“是侯仁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虽然尚不知他的具体身份，但断定是一位重要人物。侯先生与那位女老师在灰坑中取出几块土样，分别放入塑料袋。这令我们这些搞考古的人很吃惊：“要这些土块干什么？”“是测试土样中包含的孢粉，做古代植被复原分析。”那位女老师解释说。我们的考古发掘正进入复杂迷离阶段，有同学编出怪话“考古考古，连蒙带唬”。可侯先生的行为，让我忽然感到一个叫科学的东西陡然出现，我开始重新审视眼前这个难以捉摸的探方。可是，又觉得侯先生所做的并不属于考古呀，那是什么？在北京文物队老师口中，侯仁之是北京史专家。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历史地理，但记住了侯仁之这个名字。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历史地理研究的现场，但对这门学科，其实茫然无知。考古专业毕业后，我来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室有一个独立的资料室，开架，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在资料室书架上见到几册《禹贡半月刊》，知道了几十年前曾有一个禹贡学会。按我当时的理解，那是一个历史研究群体，首先，这些学者都是历史学家，不少还是知名的老先生（那时当然是年轻学者），虽然研究的是地理问题，但目的是为了搞清相关的历史事件。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也常见这类地理考证。我的这个印象是来自一种传统的观念，即在历史研究中本来就包含地理研究。二十四史中不是也有不少地理志嘛。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时候就记住了邓广铭先生说的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年表、职官、地名、目录学。总之，见到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地理问题并不奇怪。我因为是做考古，《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大杂志是必读的。一次，忽然在《考古》上看到侯仁之与俞伟超联名发表的《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俞伟超是我最接近、最熟悉的北大考古老师，他的文章当然要全文阅读。而侯仁之，不是北京史专家吗，为什么与俞老师合作？文章看后，顿觉十分新颖，原来考古学还能这样来用，考古学居然还能证明科学问题（沙漠化）！在此一定要强调一下，这类环境考古的题目，在今天已经不新鲜，但在那个时候看到，会令人为之一震。只是，这种新鲜感在我这里一时并没有产生“另一种学科”的认识，甚至以为他们只是偶然遇到这样的合作机会，才做了这样的题目。俞伟超与侯仁之的合作，使我对侯仁之的研究产生了亲近感，也逐渐知道了他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学。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因为考古专业的俞伟超老师还没有招生的计划，带着急于上学（“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的心情，我选择了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学。而“历史地理”这个名字遂以正规的概念进入我的认知之中。侯仁之教授正规化其实就是一种认真态度，一旦认真，事情就不一样了。我把在内大能找到的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的著作尽量找来，当然还有《禹贡半月刊》。当时三位先生中，只见史先生出版了一册《河山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文集。侯先生主编有《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也出版了《步芳集》，但都不能算真正的历史地理论文，他与谭其骧先生各自发表的论文都散在期刊中，还没有汇辑成书。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读起来令人很有兴味，原来在历史文献中还能开发出这么多有趣的题目。史先生所谈，离你原来的史学基础不远，却都是未曾关注过的地理问题，读罢，你自己也会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多年后，与同学张承志聊到史念海的《河山集》，他慨然说道：“要是早读到这本书，就考他的研究生了！”史先生的《河山集》带领读者，在复杂的历史演进中，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事态中，挑出区域、界线、中心、路线等议题做讨论。史先生证明，地理问题乃渗透在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就看你眼力如何了。这个方向，是从历史研究过渡到历史地理研究之后，最能引发兴趣，也最考验思维灵性的选项。谭其骧先生以史范严谨著称，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20世纪70年代的陆续出版，轰动整个文史界。这部图集中的地图可称为“普通历史地图”，即今天地图分类中最基本、最流行的一类，内容包括行政区划、重要城镇聚落、山脉河流等。这类历史地图的编绘，绝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地名位置的考证上面，但并非没有思想判断的事情。记得这部图集最初出版的时候，中国国家边界问题正是外交事务上的热点，也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于是地图集上所表示的历代王朝疆域，遂成为人们看图的时候特别要辨认一番的内容。人们相信，这是一部值得信任的历史地图集，关于每个朝代、不同民族地区的疆界，图集给出的就是权威性的表达。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判定的，其思想依据到底是什么？在没有这部历史地图集之前，对这类话题大约只有一些笼统的表述。但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学术成果，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它一定包含一份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而明确做出这一学术性解释，也正契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应翁独健先生之邀，谭先生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这是中国历史疆域问题首次被从学术角度进行了原则性的论证，使人们对这个热点问题的认识获得了重大进展，因此，也令人感受到了图集强烈的时代性。这是对历史地理学的一次有力宣传，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历史地理学高度的学术性与可贵的致用性。在报考研究生的准备中，侯仁之先生关于历史地理学性质的论述，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我要报考的导师，更因为这类理论文章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找来读的。侯先生提醒人们，历史地理学需要理论认识，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与案例的熟悉。侯仁之先生当时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宗旨在厘清现代历史地理学与传统史地之学的区别，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在新的对学科本质的理解上构建更宏大的研究体系。这一理论认识，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发展。理论自觉乃是现代学术的要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自觉，主要体现在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进行重新定位，展开新的视野。这将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曾经这样表达老师们给他留下的印象：“我对我的每个大学老师——阿·基希霍夫，特奥巴尔德·菲舍尔，格·格兰德，弗·冯·李希霍芬——都怀有极大的感激之情，但我觉得在他们那里地理学出现的形式却各有不同。”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序言第1页。我想，对于许许多多历史地理学的后来人来说，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导师，也正是这样，他们的贡献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经典时代。三位导师治学风格的不同，证明了这门学科路径的多元性、问题的丰富性、论证的多重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界的创立者，他们的个性研究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经典性的注解，也是认识什么是历史地理学的卓越范例。他们的学术历程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美国历史地理学家索尔讲过，深入了解一个或多个我们学科重要人物的工作，这大概是我所能够建议的最重要的地理学入门了。追仰前辈的楷模往往是学术认知的第一阶段，而自己进入研究实践则开启了无休止的继续认识过程。问题域的层层打开，时代特色的显现与更替，与相关学科的交融，等等，这些都在推进对学科的理解。随着学科研究者群体的扩大，所见学者的个性也越来越丰富，这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西方地理学思想，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后被迅速引进，逐渐融入中国学者丰富的研究实践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学术思想必然十分活跃。历史地理学很容易被视为一门偏重实践性的学科，但理论讨论在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参与者日众。人们在完成一项重大主题研究之后，大多要做一番理论方法的总结，这已成为学科的常态。因为现代历史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一方吸取问题意识，其理论基础也必然建立在地理学理论上。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不过，从地理学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基本点。许多重要的地理学概念被用到历史地理研究中，这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同时，按照地理学的问题范畴，形成了历史地理学的骨干分支，如环境变迁史、历史区域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地理学史等。认识现代历史地理学，除了上面列出的基本研究范畴外，有两个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特殊性问题对于认识这门学科很重要，这里先做一些提示。一个是，很多人习惯于将历史地理学看作历史学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传统印象，完全可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地理学的确具有史学价值。但是在做全面理解时，把历史地理学放在地理学的大框架内，更契合其本质，也更利于其发展。另一个问题是，方志学与地理学的差异。方志学是地理学的早期特色，是传统地理书写的框架，其着重对地表事物做分类与排列，是叙述性的。在社会中，很多人对于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看法也止于此，以为地理学就是记录地方的。而现代地理学强调解释性。其实，追求解释性在地理学中很早就有了，清初的孙兰已经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志也者，志其迹，记也者，记其事。说则不然，说其所以然。……则所谓舆地之说也，何以为山，何以为川，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孙兰：《舆地隅说》自叙。只是因社会条件与学术条件都不够，“说其所以然”的地理学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刘师培曾感到惋惜，他说：“呜呼！使明清之交，人人能读兰书而发扬光大，则吾国格物致知之学当远迈西人。”刘师培：《孙兰传》，《国粹学报》1905年10月18日。地理学真正获得解释力，是在进入科学时代之后。在以往的时代，并不是说对地理事物完全没有解释，但那些解释感性多于理性，多是比喻的手法，未能进入事物本身的原理。现代历史地理学要跟上现代地理学整体的步伐，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面貌，更要做出具有现代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解释，指出原理甚至规律。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可以借助现代环境科学的各种手段，获得古人不曾知晓的资料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在社会人文地理问题上，要借鉴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丰富的视角和阐释能力，加入论证的行列。总之，历史地理学要从传统的方志式考证研究上升到现代解释性研究。最后必须再次说明，本书所言，是个人的认识，并不能通盖历史地理学的全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大千世界”（all possible words），其艰难由此，乐趣亦由此。—END—原标题：《新书 | 唐晓峰《什么是历史地理学》》阅读原文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1收藏我要举报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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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智库秘书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史及现状研究，代表作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及研究》、《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元代基督教研究》、《中国基督教田野考察》、《谢扶雅的宗教思想》、《基督教中国化理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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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谈人文地理与地理学史：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便消解大半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人文地理与地理学史：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便消解大半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唐晓峰谈人文地理与地理学史：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便消解大半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2019-07-16 09:56来源：澎湃新闻 ∙ 私家历史 >字号【编者按】2019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重要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的《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段先生生于中国，学于西方，这本书原是他受编辑之邀写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甚至是普通公众阅读的一本书，因此话题宏大，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有“简史”之感。作为华裔地理学家，段先生在书序中说，他写这本书一是想要“向故土致献敬意”，二是“想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将地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并期望此书的翻译出版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社会的并重”。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本颇有历史、人文味道的中国地理。近期，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环学院的唐晓峰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师从侯仁之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又赴美在雪城大学获得地理学的博士学位，对历史、地理思想、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颇有心得；而且，此次《神州》中文译本的最后一章“改革开放（1978- ）：尚未休止的巨变”就是由他补写的。此次采访，就请唐教授谈谈他是如何理解段先生写作《神州》的初衷，他对于人文地理研究、地理学史的书写又有何思考。澎湃新闻：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段义孚先生的《神州》，这本书出版时间较早，内容也比较宏观，着眼于“景观”。之前您问我：这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地理书？我的直观感受是：“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看这个副标题，重点就是地理嘛！我也明白您的问题，这本书从第三章“史前景色”到第八章“1950年后的意识形态和景观”，有讲边疆、外来文化、人口南迁、历史上的城市等等，这些内容都有在看历史书的感觉，但我也注意到，这本书开篇就讲地形、气候、植被等，后面也有以地理单元为小标题讲述的内容，比如“四川盆地”“黄土高原”，在您补写的最后一章，着重讲到交通、环境工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地理化的语言。在您提问之前，我没有把这个问题特别当作一个问题看。那现在我想问的是：您接受补写1978年以后这部分内容的写作，您是怎么思考、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唐晓峰：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我之所以问你“这是历史书还是地理书”，是因为我曾经感到过这个问题。我80年代在美国读地理系，见到过这本书，翻看了一下，见有大量历史名词，感到很像讲历史，就没有读下去，因为当时心思主要在地理学理论上。但我知道段义孚是地道的地理学家，他不会无缘无故（无地理缘故）地讲起中国历史来。所以，这到底是怎样一本书，一直是个问号留在脑子里。现在有了中文译本，看起来容易许多，才注意到段义孚在历史叙事中的地理问题意识。我以为这正是本书的特色。我在另一篇短文里称它作“景观史记”，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现在还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中国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历史地理学也可以用“历史叙事中的地理问题意识”来表达。其实，历史是一个存在整体，在里面可以提取任何问题意识，不在乎你从什么学科角度。《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译者、编者找我续写第9章，我没有马上答应，等看过译稿，特别是第8章“1950年后的意识形态和景观”的部分，才知道这不是一项很难的任务，因为原书中的现代部分，只作叙述体，并不怎么涉及那段历史的复杂性。按照此例，继续叙述，便不是难事。另外，当年段义孚在海外搜集“新中国”的资料，会花些气力。而对一个在中国生活而有着直接经验的人，写出类似程度的概述，会容易一些。当然，继续叙述，也要贯穿地理学上的问题意识。段义孚在叙述景观变化时，要讲造成景观变化的社会原因（重要的是经济、人口），读这个部分就很像是读历史。在中文版序言的结尾，段义孚有些感慨，他写道：“至于城市里的样子，我到酒店外面散步，看见一个小区里有一小块绿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公园安全吗？在芝加哥，几乎肯定会有抢劫犯和嗑药的拦路打劫。而这里，我看见人们坐在石桌旁边心无旁骛地下象棋，孩子们嬉戏吵闹，而最让我惊奇的是旁边还有一块专门的场地让老头老太们锻炼。他们在一个健身器械上来回摆腿，同时盯着孙子。我在想，如果我年轻20岁（可惜我现在86了），我干嘛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其实这类题目正是段义孚后来做出重要学术推动的方面，即寻常生活中的地方与景观。在段义孚的心中，“中国”是一个未曾完成的题目。澎湃新闻：最近重看《人文地理随笔》注意到封底的一段话，您说“我得承认，自己对地理学的理解，是受了洋人的启发。西方人文地理学，想得很多，管得很宽，‘人味儿’十足，明确划在人文社会学科一边，这是我开始喜欢地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前看书的时候我没注意到这段话，这次看到有点意外。很想问：中国传统的地理学不是人文性也挺强的吗？您怎么看这个“人味儿”？201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唐晓峰教授的《新订人文地理随笔》唐晓峰：当年感慨美国人文地理学的“人味”，有几个层次。最直接的是，美国地理学归于人文社会类，不像中国属于理科类。美国不是不研究自然地理，但自然地理的许多问题已经归并到其他学科中。比如紧挨着雪城大学就有一个属于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森林学院，那里研究许多自然地理问题。我国的当代“人文”地理学（例如80年代的北大地理系），主要是经济地理、城市规划，这两个专业社会性强，人文性不强。另外，也是最具特点的，美国的人文地理学者算是把“人文”做到了家，以段义孚为例，直深入到人（甚至个人）的心里面，与情感挂钩。这在我国地理学界，一些人会认为是“离谱了”。即使是研究历史地理学，政治成分很大（复旦），自然环境成分也很大（北大）。实际上，历史上的地理问题中，社会文化成分也很大，但那个时期真正的历史人文地理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看过陈正祥写的文化地理，题目求新，但所讲问题散而肤浅。到美国后，听说复旦大学的卢云开始研究历史文化地理，虽然没有读到原作，但估计会是系统性较强的研究，有开创意义。现在张伟然等学者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文化问题必须涉及感知、意象，否则只是文化的二手货。我在雪城地理系，正赶上那里人文地理学发展的高峰期，邓肯、赛明思、阿格纽、梅尼格等，都是在西方打先锋的学者。尤其是那位邓肯教授，我对他是又恨又爱，恨他专讲我听不懂的东西，逼我们看“离谱”的书，一会儿是福柯，一会儿是吉尔兹，还读了一回小说。我乍到雪城，上的头一门课就是他的“approach to the power of place”，这是啥意思？这个人文大棒给了我当头一下。这是一个关于place的讨论课（seminar），从美国、英国、加拿大请来一批学者，一周一位，轮流开讲。他们都是人文地理大家，比如D.莱、雷尔夫等。当时没有请段义孚本人，但要读不少他的文章。在邓肯的课上，我悟到了美国人文地理学的真相，变得十分喜爱。现在地理学家有个共识，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没错。但有个问题，人地关系都包括什么，不能只讲躯体与地的关系，人还有思想、心灵，怎么办？管不管？人类不是只在大地上走路干活，他们还要面对大地作诗，绘画，更重要的，汲取哲学营养，建立意义世界。人类绝不容忍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所以，如果只着眼于走路干活的一面，则小看了人地关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说，在思想心灵与地的关系中，地只是媒介，有一个人——地——人的关系过程，所呈现的复杂性主要在人的一面，不在地的一面，所以这类问题不能算是地理问题。因为地理学应该处理在地面上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如果复杂性在人的内心，就应该让心理学家去管。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关系还可以倒过来看，即地——人——地。某地，因为人的意识形态活动，而变成携带某种意义的“地方”，相对于原初，它已经变成大地中的“他者”，中国的四大佛山就是群山中的他者，《山经》的作者想不到日后会有这样的山地。说到《山经》，我们看到，《山经》的作者已经构建了庞大的具有神灵意义的群山世界，世界的意义其实就是人生的意义，这是人地关系最本质的地方。《禹贡》赋予世界（以及人生）的意义另具内涵，它成为华夏文明叙事的一部分。华夏大地不仅仅有供人类生息的丰富物质资源，也还有令华夏子孙获取精神素养的河出昆仑、凤鸣岐山、五岳四渎、三江五湖、涿鹿之野、天府之国、上党天下脊、阴山敕勒川……，这些构成古代中国的意义世界，它们是心灵活动落在大地上的成果，是重量级的文明成就。如果讲中国地理，不讲这些，能算是“中国”吗？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北京城成片的胡同区培育了北京人，北京人以自己特殊的情感塑造了胡同文化。这片片胡同区，与皇城宫殿一起，赋予北京古都以意义。“城南旧事”包含地理空间上的“所指”，作为一个概念，它已经不是讲房屋建筑，而是旧事所须的“地方”。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会消解大半。另外，人味足不足，是要看挖掘得深不深。那么“人味”的深度在哪里？当然不是数学公式的深度，而是哲学深度、心理深度。段义孚就是告诉我们地理问题是如何延伸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我的美国导师曾写过一篇地理学与存在主义，惊动了法国的波伏娃。有一本书可以代表美国人文地理学中“人味”的深度，即《人本主义地理学》（The Humanistic Geography，编者是莱、赛明思），这是本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代表着一个时代。澎湃新闻：对一个文科教育背景的学者，讲地理学的话，人文地理学是相对能够让人感到亲近的内容。有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和“理”？唐晓峰：这个问题关键点是不能把“理”只看作现代自然科学那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理”。“理”的范围很宽，每件事情都有“道理”，广义一点说，能说服人的，就是道理，大道理管大事情，说服千百万人，小道理管小事情，最小的是自己说服自己。当初《周易系辞》用“地理”这个词，是强调卦爻中的“理”，说服了许多人。早期文献里还有“地里”这个词，实际里程的意味更多些。后来的风水家们也用“地理”，是要宣扬他们的镇伏之“理”，现在还有很多人信，信，就是被说服了。当然，这些“理”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理”不同，用逻辑实证主义衡量，那些道理都“不对”。从社会意义上讲，有些道理是用来证明世界的，有些道理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解释世界的道理属于说服人的道理，包括宗教。只要你被说服了，你信仰了，这个道理就是成功的。在说服人的道理里面往往会有价值观，科学原理里面不讲这一套。老子打儿子，如果叙述为“一个人打另一个人”，当然要治罪，但若附加上老子、儿子的名分，伦理价值观就来了，打了白打，打是爱。法律界有这类争论。从地理学发展史来看，现代地理学当然追求科学性，也就是探索科学规律，这种努力在自然地理方面很成功，但在人文地理这一翼，情形没那么简单。为了文（人文）与理（科学原理）的统一，地理学家们烦恼了100年（从洪堡时代到计量革命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地理学家一方面调整了计量方法使用的范围，另一方面放弃了一律追求科学性的努力，在人文地理方面，转而向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找寻盟友。上个世纪后半，在社会人文领域推出（或发掘出）了很多理论，它们与实证逻辑主义的理论不同，主要是阐释性理论，不是证明性理论。在地理学理论阐释中，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与大多学科差不多，讲究概念的精确性，材料的可靠性，推理的严密性，只是人文事件常常含有很复杂的主观因素，问题开放，可重复性小，所以个案研究、个案解释是主流。但即使是个案研究，仍需要很好的理论能力，读一篇逻辑严谨的文章，同样有快感。复杂的道理，需要思考能力，也需要表达能力。理科可以用复杂的公式表述，文科只能用语言，现在很多文科研究也设计出复杂的图表、图示，是想展现理论（问题）的时空结构性。澎湃新闻：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出现就带着“科学”的光环，而这个“科学”又与“救国”、与“富国富民”相联系。您觉得近代地理学在中国这一时期的处境，能不能将其与西方航海时代前后的地理学相比较呢？或者说，如果要比较，那么是跟西方地理学的哪个阶段比较接近，可以一谈？唐晓峰：西方有一个“地理大发现”，我们近代可以说也有一个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我们的大发现是书本上的，不是亲身跨海过洋的，但同样具有震撼意义。当然，意义的内涵不同，感受不同。欧洲人大发现之后，变得洋洋得意，而我们大发现之后，一度丧气。地球是圆的，遍地都是国家，所谓“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个弱国。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地理学上被发现的，不仅是大洲大洋的事实，还有一批理论，而当时最风行世界的地理学理论是“环境决定论”。它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是弱国，是因为环境不行，而环境是天定的。这让中国人从“科学”的西方人嘴里听到了另一种“天命”，这是令人沮丧的。不过求变求新的中国人毕竟从理性上知道了工业时代的来临，并由此想到要重新设计国土，这是真正的告别王朝地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是这个思路。在这个地理思想变局中，中国自己的人才一批批成熟，之前外国学者的确做出了贡献，像李希霍芬、葛德石等，但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更具有实践意义。《建国方略》澎湃新闻：我看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学史》，写中国传统时代的地理学就是地图、方志两大内容，近代地理学则是用西方地理学的内容分类：地文、气候、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这些内容。在您看来谈中国地理学史，还有别的讲述方式吗？唐晓峰：王庸自己也认为写出来的不能算地理学史，因为仅仅地图、方志这两项，不但内容撑不起来，地理学的重要本质也没有办法讲清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王庸的困惑”，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做宏观分期，我认为在现代以前，中国地理学史可分为三大阶段，各有核心性的主题特质：上古是文明特质，秦汉之后是王朝特质，近代开始是科学特质，前两个时期的特质是联系递进的，近代科学特性的形成可以说是“科学革命”。现在对文明特质、王朝特质的研究较多，而对近代科学特质形成的过程研究还很不够。科学特质不只是地球观的问题，地球观解构了文明与王朝地理的一部分，但具体地理问题研究的科学范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对这些真正的学术层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地质地理学这个流派是怎样在中国形成的，就很值得研究。传统的地理盟友是历史，地理志列入正史，二者联称“史地”。而近代以后，地质地理学诞生，地理盟友变为地质学，这是地理学走向科学的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李希霍芬起了重要作用，李希霍芬在中国4年，做的就是地质地理学，他的这个套路在欧美都有影响。北京大学也有地质地理学系。翁文灏说，没有李希霍芬来中国，中国的现代地质学会晚发展十年。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埋头关注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中国学者是如何具体地一步步借鉴李希霍芬的学问的，人们都只关心他的“丝绸之路”。现在叙述地理学史，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按照古代文本（被视为古代地理成就）的历史发展脉络做叙述，夹叙夹议，侯仁之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就是这种做法。还有一种叙述，是打乱古代文献，而依照现代科学地理学概念分类安排章节（比如地貌、水文、气候、土壤等等），然后在古代文献中找出相关记载，对号入座。比如写“古代的水文地理”这个章节，就把各类古书中有关水文的片段摘出，再组织成文。这是科技史的做法。这种做法不无意义，但也值得讨论。陈寅恪评论古代哲学研究，“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的看法值得参考。这也是辉格史学的问题。对散见在古书中的关于地理知识的零碎记载当然也应当关注，但应注意一个问题。古书中很多记载只是经验地理知识的简单记录，比如讲某个地方井水甜，某个地方井水苦，这在研究具体历史地理区域特征时有用，而研究地理学史就不一定有用，除非找到古人关于这个差别的解释。地理知识在社会上散布的面很广，有些不是专门的地理文献，里面也会有大量地理知识，甚至是一种地理认知成就，这类东西也应该放在地理学史里面讨论。只是在讨论时不能与时代基本体系脱离。此外，一些重要的大型工程（运河、长城、城市建设），其难度包含对于地理知识的成功运用，也可以算作古代地理学水平的证据。研究地理学史与研究历史地理不同，研究历史地理可以采用现代眼光直接进入古代地理问题，比如侯仁之关于沙漠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谭其骧关于东汉以后黄河安流800年的研究。而地理学史则要先恢复古人眼光和见解，然后再对古人的眼光和见解进行评论。我们的议论不是不可以超越古人，但不能颠覆其基本脉络与基本属性。最后还要强调地理学思想史。古代地理学家是在其时代特有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治学，在事实叙述层面可能不明显，但在解释层面、价值判断层面，则不是任意的。地理学思想史主要是关注这两个方面的时代特征。责任编辑：黄晓峰校对：施鋆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1收藏我要举报#地理学史#人文地理#段义孚#历史地理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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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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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时间：2019-11-11 来源：

编辑：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点击：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古代地理学思想史

所属系别：城市与环境学院 历史地理研究所

个人简历

唐晓峰曾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又在北大地理系获硕士学位（历史地理学），后在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获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等。

出版主要学术著作有：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文化地理学释义》、《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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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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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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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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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

2018/11/26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

 古罗马城平面图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2002年5月23日摄）新华社发

 唐长安城平面示意图我们今天讲演的题目，与上古城市有关。上古城市涉及城市发展最古老的阶段，我们所思考的是，在文明初兴时期，城市这类聚落的空间景观特质。可以说，这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侧面。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这个考察，与文献考古的基础事实考证不太一样，我们所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所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统摄，或者说，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进行学术叙事。我们对上古城市的研究，可以通过历史地理学的问题意识而获得新的认知。

 唐晓峰城市的起源：从聚落到城市要讨论上古城市的起源，就要涉及城市的本质，或者说要辨析一下，上古城市与一般原始聚落的本质区别何在。学界曾提出过关于早期城市的不同定义，其出发角度包括诸如城市的规模（两千人以上）、形态（是否有城墙）、商业性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城市的多种定义，指示出城市的不同功能和面向，比如“都邑”的表述强调政治性，“城市”的表述则更强调经济性。又比如古埃及的城市符号就是以圆圈代表防御、十字代表市场。我个人认为，上古城市的变迁过程比较复杂，因此用单纯教条式地简单定义它，是不适合的。澳大利亚裔的英国学者柴尔德曾经提出过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概念。柴尔德从考古学材料演绎出了早期城市的十个标准，具体是：大型的居住区、人口构成和功能与任何村庄存在区别、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巨大的公共建筑、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文字、历法与数学、专职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对外贸易、以居住区而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柴尔德提出，上述诸项的目标合力就是走向文明，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各项内容如何统合为一个整体机制。这就需要识别出引领性要素。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研究城市起源，在考察经济线索之外，还要关注“权力”或称“威权”在这个过程中的引领性作用。今天的学者，通过对考古学聚落建筑遗迹的观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其中的某些权力表达。那么，当权力成为主导要素时，它会对上古城市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在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模型中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由居中的方形大房屋以及环绕它的若干小型圆形房屋组成的聚落单元。我们判断，那个居中的方形房屋，它的形状与规模是古人刻意所为，象征着上古时代最初的权力，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权力景观显现的基本聚落单元。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则四五个半坡式单元复合成了大型聚落，除了每个单元中照例有一个方形房屋存在之外，聚落中还凸显出一个更大的方形房屋，它应代表着更高的权力。从半坡遗址的一个单元，发展到姜寨遗址的若干单元，这反映出原始聚落的社会层级增长。同时，这个变化也体现出了权力层级的增长。那么，这种聚落形态的下一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推断，它的下一步应该是聚落群体的出现。而在这样的聚落群中，会有一个中心聚落，代表着这个群体的最高权力。内蒙古凉城岱海地区的石城遗址群，很可能就是这个发展阶段的聚落群。类似的还有浙江的良渚遗址、湖北的石家河遗址、湖南的城头山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等。我们设想，在权力的作用下，古代的中心聚落中很可能汇集着更多的财富与各色人员（诸如巫师、武士、工匠等），为了保护这些财富和人员，这个中心聚落的建筑也会格外坚固、高大，其保卫设施也会格外严密。总之，这类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从此成为城市的雏形。这就是在空间景观形态上，我们所看到的城市起源。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考察的主要是上古时代的“人王”的权威，而在那个时代，神权也是不可忽略的威权之一。关于神权与城市起源的关系，美国历史地理学家惠特利曾在其《四方之极》一书中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城市与人王权力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在地理上，神权崇拜的位置大多在聚落空间之外。虽然我们通过考古遗迹推断权力在聚落中存在，但还不能用它直接证明城市出现，更不能直接对应到具有国家性质的上古都城。为了识别古代文明国家城市的出现，我们还需要分辨上古国家权力与原始部落权力的差异。德国学者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曾经强调说，要识别国家权力的“任务”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还需进一步指出，除了识别“任务”的复杂性而外，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些任务的可持续性。赫尔佐克通过研究殷墟遗址，将古代商王的任务概括为军事、祭祀、法律、生存关怀，这样高度分化的任务种类，足以表明商王是一个文明集团的王者。商王的威权内涵不仅丰富多样，并且稳定、持久，具有日常化的特点，这才是“国家”形成的特质。由此推论，黄河流域的上古社会群体，在权力任务的多样性和持久性方面，显然超过当时其他地区的同类社会群体，所以，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当然，古代国家文明要体现可持续性，就必须考虑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发展演进要付出环境代价，而古人如果在某些不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环境中长期活动，就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这些非生产性的耗费，在古代是很难持久的。综合地理因素观察，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在早期文明起源并持续发展的环境适应方面，劳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所以具有优势。从任务角度出发来考察，《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任务”包括“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这是相当复杂的任务。《五帝本纪》还讲了“神农弗能征，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是记述了人类大规模群体之间矛盾的激化，专用的“武器”因此被发明出来。在武器得到发展的同时，古代的聚落防卫设施也从环壕变成了城墙，在上古时代，这些遮挡视线、不易跨越的城墙，更有力于抵御武器的攻击。因此这一时期的王权任务中，也包含着如何去面对并解决部落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古代广域国家：从单体建筑，到建筑群，再到城市以上讨论的，主要是古代城市聚落内部的空间权力景观的发展。如果我们从外部地理特征来观察，则可注意王邑、广域国家在城市地理发展问题上的特点。许宏先生曾从考古学角度系统考察研究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撰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他发现，从考古学材料上看，许多具有早期城市性质的龙山文化城邑，“都不是在原来的中心聚落之上就地兴建的，换言之，我们还没有发现某一地点的中心聚落直接演变为城邑的考古学例证。龙山时代的城邑相对于此前的中心聚落来说都是易地而建”。许宏先生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从公共空间变为权力空间”的反映。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古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了位置调整，即改换地点重新建设，其目的正在于从实用性与象征性这两个方面来突出王城的独特性，进而让王城与非王邑的那些空间（比如普通居民的空间）相区别。早期国家的领土形态，主要是城邦地域，即“小国寡民”模式，而有条件的国家会逐步扩展领土，增加其政治控制的地理范围。苏秉琦先生在归纳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时，曾提出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的演变脉络，其中，后两者即可以称作广域国家。在广域国家阶段，城市群（不仅仅是农业聚落群）和城市体系，成为重要的新兴人文地理特质。在西方，被称为“生产城市的机器”的罗马帝国，为现代欧洲很多重要城市（如巴黎、伦敦、科隆、维也纳等）奠定了历史基础。同样，在东方的殷商，也可以说是这种生产城市并将之联结起来的国家机器。在甲骨文中，与一般城邑相区别的“大邑商”（都城）的独特称谓，便显示了城市群的存在，所谓“大邑”，为的是与其他地位较低的城邑有别。在大邑商（安阳）所进行的占卜记录中，出现众多地名（包括城邑名），这足以显示商朝统辖的地域之广。　　由中心向外的领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边地守土城邑的设立和外部内附方国城邑的并入，在这两类历史进程的同时作用下，城市体系渐趋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在国家权力的任务中增加了并有效地完成了对远方领土进行控制的新目标。甲骨文资料显示，殷商社会已经衍生出一套行政管理机制和交通联络方式，具有对远方地域管控的能力，成为强势广域国家。广域国家的都城（即大邑商）也因此升级、强化，而成为具有更大权威性、聚集性、象征性的“四方之极”。所谓城市体系，意味着在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机制。所谓机制，应有运行目标，同时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功能。广域国家的发展，使得古代城邑之间产生了社会关联性和共同的守土目标。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古代广域国家的城邑之间需要有的是政治权力的密切关联性，而不一定是文化的高度相似性。早时的新石器庙底沟文化，从黄河中游直到阴山脚下，文化分布范围很广，但这只是一个文化相似的范围，而不能视为一个统一的古代政治集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广域国家当然不会止于殷商，而应出现得更早。许宏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广域国家的都邑，这个问题的提出，值得我们重视和讨论。考古学家们提出过六大中原古代都邑的说法，包括灵宝的西坡遗址、襄汾陶寺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荥阳大师姑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地域相对集中（仅山西陶寺遗址相对较远），在时期上也能够衔接起来（大致时间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理议题。至于在历史文献中，最早的广域国家代表者是传说中的黄帝所建立的政权，抑或是后来的夏朝，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继续深入讨论。古代的聚落空间会扩展，这是因为其人群数量的增加，同时其各方利益也日趋复杂化，因此内部空间结构也会相应地复杂化，并由此诞生相应的空间秩序。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通过一幅墨西哥原始村落图发现，聚落中存在由栅栏分隔出来的空间小区，每一个小区中有房屋若干。这反映了聚落中的家庭或家族在空间、财产上出现了相对独立性，内部空间界限开始出现。中国古代大型原始聚落中，也应有这类区隔。在发达的二里头文化阶段，大型都邑聚落内部的分区已然更加复杂，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宫殿区、居民区、制陶作坊区、铸铜作坊区、窖穴区、墓葬区等，而且宫殿区是特别选址建设的。考察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模型，其方正的大型庭院、居中的多间体宫殿、中心对称的格局、三开大门等规整布局，都是以前时代所未见的。我们认为，其严整的建筑布局，对应着严格的人文次序与行为规范，空旷的大型院落并非真的“空地”，那里会有严肃的群体典礼举行。院落的“庞大”则表明当时国家统治成员群体的规模，“严整”的制度中蕴含着早期华夏文化元素，比如正方向、平面分割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仅有宫城城墙，没有环绕整个都邑范围的大城墙，说明在这个时代，守卫的对象只是王宫，还没有扩展到整个城市居民活动区。商代的盘龙城宫殿遗址、凤雏西周庭院遗址都呈现更为复杂严谨的形态。可以推论，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走向了方形的大方向。我们将方正整齐的唐代长安、洛阳与西方雅典城、罗马城的“凌乱”布局做比较，能够考察出不同文明的差异。方形，是古代房屋建筑普遍出现的形状，也是人类作品的标识，因为在自然界中很难见到非人造的方形。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提出“原初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凭借“人体”的存在而获得四方位的结构，“空间”与具有感官性的“身体”共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空间概念以及空间行为，实际上是基于相似的原初空间感知，即人体与空间之间所建立的最初关系。人以人体为基准，产生前与后、左与右两条空间轴，与人体的结构一致。方形房屋建筑空间是对人体空间的拓展，人体是方形意识产生的基础，而中国人不但将方形延展为房屋模式，并进一步延展成为大型城市模式。而这样的大型方正城市，在古代欧洲基本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人需要越来越大的方形空间？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获得确切的答案，如果我们做推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与中国古代建筑尤其宫殿基本上是单层有关。因此古代建筑师们相同的思路就是沿着平面不断展开空间，并创造平面的结构和秩序，社会人文等级体系越复杂，平面建筑结构就越复杂庞大。河北平山县出土的战国时期中山国《兆域图》（陵园规划图）即呈现出严整的平面方形秩序，它是王族空间形态和理念的具体例证。按照傅熹年先生的研究，古人的建筑手法往往是一种模数的积累，也就是方形建筑单元的递加，即从单体建筑，发展到建筑群，再从建筑群发展到城市。这样的发展路径，也会出现方形建筑最终导致方形城市的可能。相对而言，历史上的西方建筑很早便有垂直增加空间的手法，古罗马人曾大量使用砖石拱券的技术，建设出由拱形结构撑起的高大多层建筑。这种立体多层建筑空间的稳定发展，为社会阶层的垂直空间分配提供了机会。大卫·哈维曾提到巴黎的“垂直区隔”，即一座楼房的不同层级居住着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富有的资产阶级会住在二楼，工人家庭则居住在顶层。这种垂直空间的层级分隔，在古代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由于西式楼房传入，其立体社会特征也开始在近代中国出现，如上海穷人租住的顶层亭子间。古代的帝都：礼仪轴线的诞生经过列国阶段进入集权帝国时代，帝国都城具有高度的唯一性。具体来说，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它的都城咸阳，是在战国时代受到攻击最少的城市，不但如此，它竟然还能随着秦国对外扩张的节节胜利，肆意扩展其宫殿的分布范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咸阳的规模已经大得不得了。史称“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本纪》）。宫殿的广布，反映着当时秦国王权向皇权的膨胀，毫无疑问，到强秦一统天下之时，咸阳已成为一座皇权充斥的雄都。不过，当时咸阳的发展却缺乏规划，秦王朝的一座座宫殿错落分布在一个辽阔地带之中，并无紧凑严整的景观。这并不符合日益成熟、日益正规化的皇权的需求。历史上的秦始皇终于感到了咸阳的杂乱，在公元前212年，他提出了改造咸阳的规划方案。《史记》关于这件事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於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状况，司马迁当时可能抄录了有关文献的原文，也许是为了行文的便利，他这段话保留了或是采用了以秦始皇为第一人称的口气，称“吾闻”。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改造规划方案中，有一条从新规划的“朝宫”（阿房宫）出发的空间核心线，它以阁道、复道为线索，其向南“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向北“渡渭，属之咸阳”。秦始皇的这个改造方案，因他不久后去世以及随后的秦王朝的统治崩溃而夭折，但秦始皇关于皇都的想法，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里面强化了一种以朝宫即皇权本身为核心的空间“秩序”，而且这个秩序具有线性特征。作为古代皇都建设思路，从宫殿建筑自身的雄伟，到诸宫殿之间围绕皇权建立一种紧凑的格局次序，表现出对于礼仪的追求。对于那条象征皇权秩序核心的线性形态，我们称之为礼仪轴线。关于如何以建筑形态表现都城礼仪这个问题，《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叙述中提出过一个经典模式：“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在这个叙述中，处于中央的乃是默认的王宫，在这对称结构中，王宫就面朝南方坐落在几何中线上。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考工记》成文的年代，但追求皇都建筑的礼仪化，应该是古代必然出现的趋势。如果秦王朝的帝祚延续下去，估计我们会在咸阳看到一座充盈皇权礼仪景观的王朝首都。进入西汉王朝，其都城长安在开国后不久就出现了对秩序的初步追求。考古学家曾发现，沿着东经108度52分线，分布着一系列与长安城有关的遗址点位，甚至还包括终南山子午谷山口。学者们怀疑这里是否有一条长安城的“超长轴线”存在。关于这条由一系列遗址点所显示的超长线路是否是刻意设计的，学界尚存争论，但我们根据建设过程判断，在这些遗址点中，安门（长安城南面正中的城门）、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的通道、长陵两墓（刘邦墓与吕后墓）间的中心点，这三者的南北直线对应关系，很可能出自于有意的安排，尤其是刘邦墓与未央宫的对应、吕后墓与长乐宫的对应。但是，即便这个安排是有意的，我们仍不能说这条线就是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下，都城礼仪轴线必须要穿过朝宫，朝宫代表皇权，礼仪轴线要与皇权合一。后来东汉王朝都城洛阳的南宫、唐朝的太极殿、元大都的大明殿、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都是朝宫区，它们均与都城礼仪轴线合一。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萌现于西汉末年王莽时期。当时王莽在“朝宫”即未央宫之南的郊外“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这样长安城就隐约出现了一条符合《考工记》模式的南北轴线，它为宗庙与社稷坛所夹，向北穿过未央宫，最后抵达北面的市场，这符合《考工记》所说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王莽提倡事依周礼，他这个安排应该是有意识的。东汉以后，封建王朝的都城礼仪轴线持续发展，逐步成熟，最终形成了严谨的中轴线对称格局，从轴线到中轴线，这又是一个变化。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曹操兴建的作为魏王之都的邺城，是历史上出现城市礼仪中轴线的首座都城。从这件事情来看，曹操表现出了他作为“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就皇帝的都城来说，我们看到古代权力景观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古人只是追求宫殿的高大壮丽，壮丽的宫殿可以为皇帝“重威”，西汉萧何在主持修建长安城未央宫时曾对刘邦这样说过。在第二个阶段，是对都城整体性礼仪空间的建构，如此一来，使皇权从实力权威上升为礼法权威，这既增加了皇权的尊贵性，又暗示了皇权的永久性。而都城景观格局也随之变得更加严谨，并富有意识形态意义。隋唐（大兴）长安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是这类发展成熟的皇都的典型。皇权时代最后一座王朝都城北京，其全城规划建设格局，由于中轴线的存在而产生的严谨性，曾震惊了许多初次到此的西方建筑师。（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于2018年7月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演讲整理而成。唐晓峰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原文链接：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5日 06版）编辑：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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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中国国家地理》作者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讲授《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生）、《中外城市建设史》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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